生意社10月1日讯 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中国医患关系的警钟再次鸣响。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其后，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罢诊抗议。
联系年内多起暴力袭医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黑恶势力介入
“徐文事件”并非个案。
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同月，南昌市第一医院患方家属与医院保安共100余人互殴，致15人受伤、3辆面包车被毁；5月，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残；1月，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
分管医患纠纷十多年的南昌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晋湘说，前几年发生医患纠纷，患方闹归闹、吵归吵，但都可以和院方坐下来谈，而现在，患方动辄上百人到医院，还没坐下来谈，就先打砸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然后开口就要上百万元赔付费，两年来，该院赔付患方的总费用已达260万元。
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医患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的43.68%有暴力倾向或发展成暴力事件；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诊疗活动也受影响。
江西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副院长黄科棣有十多年一线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他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非某地独有，已经发展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参与暴力袭医的人员往往身份复杂，除患者家属外，还有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是“黑帮老大”。可以说，正有越来越多的黑恶势力介入医患纠纷。
2009年，江西南昌县一村民因车祸在南昌市第二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纠集上百人到医院闹事，闹事者中就有刑满释放人员。在上级部门调解后，医院赔偿死者家属16万元，但次日死者家属来医院哭闹称，16万元被“帮忙人员”分走12.4万元，剩下的钱不够安葬死者，医院又给了1万元才平息事端。
本刊记者了解到，患方在获院方赔偿后，对“帮忙人员”“论功行赏”已是公开的秘密：老年人100元/天；年轻人150元/天；抱院长腿的200元/天；动手打人的更高。
南昌市一些基层民警向本刊记者反映，他们在处置医患纠纷时发现，少数人借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谁烧纸钱、放鞭炮，谁堵马路，谁冲击医务人员，分工明确，组织有序”。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少数乡村干部在医疗暴力事件中推波助澜，扮演教唆者、煽动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在今年南昌多家医院发生的医疗暴力事件中，都有乡村干部参与其中的迹象。
为何非要使用暴力
不少受访者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是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本可以投诉，但为何非要使用暴力，这值得深思。”
北京患者张女士说，在医患关系中，从双方首次接触起患者便处于弱势地位，比如，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一些医院对病人的诊治档案严密封锁，导致医患信息不对称等。而一旦患者经历一系列不公平后仍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难免产生过激行为，将怨气统统撒给医院和医生。
一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表示，近年来，医患纠纷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加剧了医患间的不信任感。
“因医患间不信任导致的医疗暴力事件，反过来又使医患关系急速恶化。”南昌市第三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吴英说：“现在，医生戒备患者，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从‘白衣天使’变成了‘白狼’。”
而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医生人人自危，部分医生为了自保，倾向于让患者多做检查，另有一些医生对风险较大的手术，能躲则躲。
南昌市第一医院医务科长熊勤芸称，确实存在少数医生故意夸大病情、手术风险、手术并发症的情况，但这是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下医生的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医师协会今年对北京、河北、广东等11省市近6000余位各层级医师进行执业状况调查的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约49%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满意率仅19%，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是恐惧。
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更大危害是束缚医学事业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凌锋认为，如果医生整日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时刻防暴力袭医，势必变成“戴着镣铐跳舞”，还有何精力发挥正常的医疗水平、专注于医疗技术的提升？
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栾燕说，在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医生冒一些风险对救治患者有利、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利。但暴力袭医束缚了医生手脚，直至无人敢做风险大的手术，“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医学的倒退。”
“从长远看，医疗暴力没有真正的受益方。”南昌市第二医院院长车达平说。
调解的“死胡同”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
但不少医院保安对本刊记者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副局长廖永明说，公安部要求公安民警理性、平和执法，且在大量群众聚集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极易导致矛盾升级，现场处置的民警确实骑虎难下。
南昌市公安局董家窑派出所所长李秋庆说，暴力袭医事发后，院方人员躲在一边，公安民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患方发泄对象，很多民警衣服被撕破甚至被打伤。“医疗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医患纠纷，但有时医院有责任也不承认。到底是患方无理取闹，还是医院推卸责任，公安部门很难认定。”
据本刊记者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今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南昌市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疏导始终是首选”
相关专家认为，医患纠纷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疏导始终是首选”。在现有处置方式不被群众信任、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亟需采取三大举措：
第一，加速构建公平、公正的医学鉴定机制。目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医学质证程序。医疗诉讼律师刘晔等人建议，需要尽快改变医疗事故鉴定机制，通过组建医学鉴定专家库、匿名抽签、增加鉴定专家强制出庭质证程序等举措，以保证医学鉴定的独立、公正。“最关键的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以示对鉴定结果负责。”
第二，组建公开、公正、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伤害赔偿制度。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认为，因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获得的赔偿较少，所以很多患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选择获利更多的“闹事”，最终酿成暴力事件。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南昌市正筹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专门受理调处南昌市和江西省直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建立约束性机制，把医患纠纷的主阵地从医院引导到调处中心。调处中心计划按照床位向每家医院预收赔偿资金，一旦认定医院有责，可立即向患方足额赔付。
第三，建立联动机制打击暴力袭医行为。一些基层干警反映，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复杂，需要综合治理，要建立公安、卫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当然，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患者是通情达理的，对患者应区别对待，以防进一步激化矛盾。对以煽动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的闹事者应予以严惩。”
南昌市公安局百花洲派出所所长吴德智说，医闹并不是突发事件，每次医闹信息公安部门都能提前得到，也会通知当地政府。如果乡村干部敢于负责、提前介入，参与暴力袭医者甚至连村庄都出不了。他建议，把处置医疗暴力事件纳入乡镇维稳考核体系，对村镇干部进行问责，从源头上制止基层干部煽动暴力袭医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