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宋琼芳 李妍斐□
在近日举行的2016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论坛上，上海市红十字会相关人员介绍，该市从2010年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今年8月10日，器官捐献数量已达219例，器官捐献率为5/100万，是全国平均捐献率的2.5倍。但与国外一些发达城市相比，上海市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在“加速追赶”中。
最大阻力来源于观念
论坛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市2013年出现第一名器官捐献者，当年实现5例器官捐献；2014年实现55例，2015年实现80例，2016年截至8月10日实现81例。自2014年至今，上海户籍市民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志愿捐献器官的有421人。
但是，与大量器官移植需求相比，捐献量缺口依然很大。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计数据，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众多患者仍在苦苦等待。
2014年，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联盟）成立，所有器官都须经该机制实现捐献。目前，上海市有8个OPO，近9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分布于医院和红十字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OPO秘书长、肾病科副教授张明告诉记者，以该院为例，目前仅等待肾移植的患者就有约300人，患者获捐的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4年。
为什么器官捐献难？张明认为，最大阻力来源于观念。器官捐献必须得到父母、子女、伴侣等直系亲属的同意，其中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捐献。“而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使走到生命尽头，也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
“但是，人的观念总会与时俱进。比如，从土葬到火葬，刚开始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但现在也都认可了。”张明有信心地说。
近期，上海正在热播一部医疗纪录片《人间世》，其中《团圆》一集讲述了器官捐献的故事：25岁的焦俞离开人世，但他捐献的肝脏、心脏、肺、一双眼角膜和两个肾，让6位患者重新开启了人生。张明发现，在这集《团圆》播出后，他身边许多医生和患者，都在关注器官捐献。
无独有偶，今年6月15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34岁的进修医生宋巍突发脑干出血，其捐献的器官给6个人带去了新生。在此事被报道后的13天内，有39位上海市民登记捐献。
“如何转变公众观念？我想，最需要的是媒体大力宣传，向公众普及器官捐献的科学认知。同时，全社会都应重视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张明说。
保障监管制度要跟上
事实上，公众观念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对此医院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感受最为明显。
华山医院从2013年启动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目前有1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肾病科病房护士吉莉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职责，是帮助有器官捐献意愿的患者和家属完成心愿，见证器官公平分配并参与捐献的整个过程。”吉莉说，“这项工作虽是兼职的，但必须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坚韧的毅力。”
急诊、ICU、神经外科病房等最有可能出现潜在捐献者的场所，就是吉莉经常跑的地方。她记得第一次正式和家属谈话是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她负责谈话，另一位同事则负责观察患者家属的反应和守住门口，以便遇上家属情绪激动时，他们能够及时安全“撤退”。
后来，在谈话时，他们会给患者家属带些茶水。“虽然微不足道，但我想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和感激。”吉莉说，“慢慢地，家属愿意听完劝捐动员了，愿意收下宣传资料了，愿意留下联系电话了。”
令吉莉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来上海只有3天的19岁男孩，他因遭遇车祸，送到医院时已经脑死亡，父母是普通的打工者。吉莉跟男孩父母谈话时很忐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器官捐献的观念。男孩的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提出要出去抽根烟，大约20分钟后，他说：“我儿子没了，但能够救别人。他喜欢上海才来到这里，我想他也愿意永远留在这里。”最终，这位男孩的肝脏和肾给了3个人新生。
吉莉也发现，其实有一些患者家属有捐献的意愿，但苦于对捐献的事宜、流程等不了解，最终不了了之，十分可惜。对此，张明表示，有意愿进行器官捐献的上海市民，可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官方网站进行登记，但登记完成者并不一定就能最终实现器官捐献，必须经过医院OPO的专业评估。
“随着全社会对器官捐献认知程度的提高，器官捐献成功数量一定会上升。与此同时，相关制度保障也要跟上。”张明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器官捐献方面的相关法律条例，上海市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希望能尽快出台相关地方条例，加强对器官移植工作的日常监督，进一步完善器官捐献模式、流程和标准。”
逢年过节，吉莉会向捐献者家属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表示问候，而他们也都会回复感谢，并且说说近况。“如果死亡注定不可避免，何不让它成为最后的祝福？这是一项崇高的生命事业，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全社会将形成一股理解和支持的强大动力。”吉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