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华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市将对公立医院亏损项目进行全额补贴,以此减少公立医院过度医疗行为。
此前,湖北省召开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动员部署全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这是继镇江、芜湖、鞍山、宝鸡等城市后,又启动的一个试点。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对医院的补偿只占总体运营费用的不足10%。而药品收入占到了医院总收入40%左右,医院的牟利动机也加大了“看病贵”的问题。
但是,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进展很多还仅仅是局限在文字方案上,执行的配套具体措施还都没有真正出台。
“试点市都是一样的,国家政策都是宏观层面的口号性的文件,需要落地型的政策,现在洛阳市的改革方案刚在省里通过,还需要报国家的相关部门,真正实施,还需要时间。”一位河南省卫生厅工作人员表示。
我国目前共有33万多家医疗机构,其中有7万多家医院,卫生部公布的医疗机构分类登记的统计分析表明,营利性医院只占医院总数的不到1%。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是非营利的,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些非营利性医院上,非营利性医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包括医政管理、医疗保险、药品监管等所有深层次的改革到此都将“戛然而止”。
进展缓慢
自新医改实施方案公布后,各项配套政策在相继公布,而且已有许多省的实施方案陆续出台。然而,从所有已出台的方案和政策看,被称为“深水区”的公立医院改革并未发现有多少实质性的措施安排。
中国的新医改已经行进了一段路程,但是公立医院迟迟还没有真正拉开帷幕,从它的迟缓的进程就可以看出改革者对公立医院改革的谨慎,毕竟这是整个医改规划的核心,也关系到整个医改成功与否。
而这绝非易事,长期以来对公立医院的多头管理令改革牵涉极广。财政部门管钱,负责给医院拨;计划部门负责大型仪器的设备引进和改造;卫生部门负责机构和人员准入;物价部门负责定价;社保部门负责医疗保险;税务部门照章收税;外经贸部门负责涉外管理;工商部门负责注册和审批;药品监督部门负责药品的监管;组织部门负责管理人员的任命和提拔;人事部门负责编制。
这么多部门管医院,都有权力但又都很尴尬,造成了谁也不管或者是管也管不好的混乱局面,名义上是政府的医院,可到底谁是投资主体?谁是决策主体?谁是管理主体?谁是监督主体?这一切都不清楚,因此医院模糊的角色定位,造成了医院的失控状态。
“各地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在这些尝试中有很多突破性的亮点。公立医院改革,治理结构是最关键的,否则其他项目改革都很难进行,因为没有动力,大多数是走着瞧,其他的改革虽然在推进,但是多数是推一步走一步。”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学教授杜乐勋对本报表示。
产权制度改革之困
“2003年之前,卫生体制改革必须攻下两个堡垒,一个是对现有医院进行以产权改造为核心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另一个是非营利性医院必须明晰产权。从深层次上进行医院管理与运营制度的改革,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迫切需要解决的,可这却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杜乐勋说。
本报采访的一些医院院长认为,公立医院改革还是不改革都不是太不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的院长自身的定位并不清楚。在某媒体举行的一次医改论坛上,一位医院院长就表示:“我不知道每天的哪些行为是非营利性,哪些行为是营利性,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很明显,医院的产权不清楚,造成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混乱,体制的混乱直接导致了院长们的角色定位模糊。
“产权制度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归根结底,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由现有卫生资源产权不清晰、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不高所造成的,这样的产权结构,无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事分开、政资分离的目的,而其中最大问题就是产权的不清晰。” 杜乐勋说。
虽然有些试点也启动了结构的治理,比如成立医院管理中心或者医院委员会,但是能不能起到作用,仍然是一个问题。“结构治理是基础,否则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不彻底,或者会出现半途而废。现在上海医院管理中心已经开始发挥效应了,同时执行了财政统一核算。”杜乐勋表示。
财务制度改革未起步
“只有解决了医院的赢利问题,才能解决效率问题。”杜乐勋表示。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中指出,财政统一核算,而财务一直是公立医院不外泄的一个隐私。
“医院最大的问题是财务问题,由于医院财务制度执行的是事业单位核算的标准,统计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个必须要改革。目前还没有进行财务的改革。”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表示。
而想实现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医院能否破产,目前的公立医院无论亏损多少都破产不了。至今为止,试点的地方还没有进行财务体制改革的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熊茂友表示,各级政府要想让公立医院焕发活力,工作的重点并非是首先在公立医院身上下工夫,而是依据中央和国务院医改《意见》中“多元化”和“多样化”办医的要求,尽快扶助民营医院健康、快速发展,通过民营医院的崛起对公立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促使公立医院主动改革、真正改革(而不只是走过场)。大家不会忘记,大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在民营企业崛起之后,而非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