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 政 孟庆普 王 丹 韩 璐 王乐民 张灿灿 实习记者 陈晓曼□
刚刚过去的两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等关系今年卫生工作走向的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
每一个会场，我们都在倾听，倾听卫生决策者对医改全局的想法，倾听他们对医改攻坚克难的建议。
但我们不仅仅是倾听。在过去的2010年，医疗卫生行业发生了许多令人关注的新闻事件。那些在纸面上消失的人和事，在现实中依然未完待续。它们仍悄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乃至政策全局。我们带着这些过去的新闻走进会场，向那些卫生决策者提问，听他们解释，请他们评论。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用这些历史提问，并非只为回头盘点，更是为了向前看。这些在2010年引发关注甚至争议的问题，似乎在当时都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在已经开始的2011年，我们能够有答案吗？
卫生院，买不买？
背景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经过21个月的努力，政府投资3亿元回购卫生院。
消息一出，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固然有“3亿元”吸引眼球，但更多的评论，指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府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对此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年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在诸多地方卫生官员的心中，仍未有确定的答案。
声音 “到底什么才叫政府举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怎么购买？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讨论会场，云南省一位卫生官员说完，场下一片伴随着叹气声的附和。这些在学术界看来并不难解答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却让卫生管理者颇为头疼。
余杭回购股份制卫生院争议声未尽，在今年的1月13日，浙江省召开全省卫生工作会议，布置了“六大工程”。其中明确提出，对于目前30余家转制建制乡镇卫生院，要采取政府回购或购买服务等形式予以解决。
邻近浙江的几个省份，也在尝试解决基层机构的问题。安徽省卫生厅厅长高开焰说，安徽的基层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特别是社区机构，情况比较复杂，基层卫生服务站多种形式并存，正在考虑几个办法，要不采用购买服务的形式，要不就全部弄回来。政府也在进行初步测算，但情况的确比预计的要复杂，而且对回购的资金缺口，财力也不支持。
众多的卫生厅局长均不主张基层医疗机构由社会资本举办，这多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购买服务不好管理。”一位东部省份的卫生厅厅长说，相关的政策制度衔接不够，无法跟上管理需要。政府全盘接手，至少在监管上能更有力度。
但让地方官员抱怨的是，他们认同的观点，在中央层面似乎仍未确定。“去年年底，财政部突然下拨一笔款项，要求补助基层民营机构。为什么要补，怎么补，各省都是一头雾水。”
公立医院，“卖”不“卖”？
背景 在云南昆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是贯穿2010年的话题。2010年6月，昆明市第一医院和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甘美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迈出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的实质性一步。
引入社会化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引得是非争议不断。支持者称赞可以借此优化资源配置，反对者则斥其重蹈“卖医院”的旧辙。公立医院发展与社会化资本参与，究竟应该如何走？期望2011年，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声音 “‘不愿落草’，但被‘逼上梁山’。”云南省财政困难，但是群众医疗需求井喷，医疗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只能采取多种渠道融资的办法。“‘粮草不足’，所以只能‘草船借箭’。”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说。
对于昆明的改革之举，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解释说，如果昆明市3所公立医院股份制改制项目合作成功，市级的医疗资源总量将迅速增长近70％。
来自广东的一位卫生官员在赞同昆明做法的同时，表露出了更大的“野心”。和云南相比，广东并无缺乏“粮草”之忧，他的出发点是引入竞争。“光从增量入手，社会力量办医根本无力撼动现有的医疗市场格局，更没法形成有效的竞争。”他说，如果能把最好的医疗资源分一部分给社会力量举办，那才有可能出现“鲇鱼效应”。不过他也承认，现在还只是一个设想，真正要实现，仍需等待时机。
对此，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并不认同。他认为代表区域水平的医院，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如果全部放开的话，恐怕最终利益受到损害的依然是百姓。即使是进行公立医院转制的尝试，也应该慎重把握。实际上，他并不主张对现有医疗资源存量动手，而是应该增加存量，“民进国进”。
特需，剥不剥？
背景 2010年12月，医学专家、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的一番话，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
沈晓明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上海正考虑剥离公立医院的“院中院”或特需病房，将床位资源还给百姓。这一观点，惹来了众多院长的质疑。
剥离特需引发的争论，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因为这一措施暂无实质动作，最快也需3年才有可能实施。但在剥离特需的背后，凸显出的是政府对于医院公益性的认识角度。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到底该如何配置，公平与效益应该怎么兼顾？剥离特需的时间尚远，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声音 “媒体的理解可能有所偏差。” 谈起“剥离特需”，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急忙解释，“剥离”并非“取消”。
徐建光说，目前上海的特需医疗服务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些中外合资合作机构的社会资本同公立医院合作提供的特需服务，一种是公立医院自己的医疗资源提供的。
徐建光说，这次提出的剥离，主要是针对社会资本部分，将其从公立医院分离，公立医院仍可保留现有的特需门诊，而以往特需病房所承载的高端医疗服务，将集中到分别位于浦东新区和闵行区的两大国际医学园区内，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公立医院用自身技术优势提供支持，获得的利润依然用来保障公立医院。这个过程至少需要3年到5年才可能逐步调整完成。
徐建光说，开办“院中院”或特需病房，是过去政府对医疗投入不足时实行的特殊政策。上海的医改思路显示，财政将给予各公立医院比较到位的补偿，因此已经到了可以让特需病房退出公立医院，还资源给基本医疗的时候了。
一位南方某省的卫生官员对上海的做法表示“难以理解”，他引用一位专家的研究结论说，上海的想法叫“搬家”似乎更合适，仅能解决不挤占现有公立医院硬件资源的问题，仅仅是把床位让出来、诊室让出来、场地挪出来。原来医院可能才100张特需床位，现在在两大园区可能有500张特需床位，需要更多高水平的医疗专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更大程度地挤占了公共医疗资源”呢？
食品，何时安全？
背景 只需滴入一两滴，一锅清水立马就能变成鲜美的高汤。这种名为“一滴香”的添加剂，竟成为餐饮行业的潜规则。再加上连续曝光的黑心奶粉事件、南京小龙虾事件，过去的2010年，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这让卫生厅局长们压力巨大：“一天到晚都在操心三件事，一是医疗改革，二是卫生应急，三是食品安全。”
餐饮服务环节处于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品供应链的末端。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等各环节存在的风险都可能在餐饮服务环节暴发，从而酿成食品安全事件。2011年，我们能不能吃得更安心？
声音 “确保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要抓住重点环节和重点品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边振甲说。
在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多位药监局官员认同的现实是，我国餐饮行业基础仍然薄弱，经营类别广泛、准入门槛低、经营网点多，而且量大、水平参差不齐、无照经营现象突出等问题在不同地区都有所存在。尤其是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安全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还比较淡薄。
如何对“即时制作、即时消费”尚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小型餐饮服务实施监管，是各地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司司长徐景和介绍说，今年，将以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作为试点城市，进行小饮食店、小农家乐、小饮食摊群等各类小餐饮整顿规范和示范建设。以期通过试点工作，逐步使小餐饮达到“布局基本合理，设施基本齐全，制度基本完善，安全基本保障”的目标。
北京的经验是要让“看牌子、选餐馆逐渐成为消费者的一个新习惯”。北京市全面实现了餐饮单位卫生等级公示的“五个统一”：统一在餐馆门口悬挂卫生等级标牌，统一在餐厅入口处摆放“卫生监督信息平台”，统一在店堂内醒目位置张贴“餐饮卫生监督监管信息公示栏”，统一在操作间入口处标注操作场所名称，统一在操作区域张贴岗位卫生制度。
回扣，何时“无门”？
背景 一个小小的U盘使杭州数家医院的医生身陷“回扣门”，北京肿瘤医院医生被举报涉嫌开单提成，湖南省医保目录中出现利润率高达1300%的“天价芦笋片”，珠海9家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集体落马，有“北协和，南湘雅”之誉的“百年湘雅”牵出腐败窝案……2010年，医疗卫生行业成了腐败问题高发地带。
有人说，在公立医院里，药剂科、基建科、财务科这些岗位最容易出事。那么，这条医疗腐败的利益链已经延伸到哪儿？医疗系统腐败问题的症结何在？面对医疗行业中依然猖獗的潜规则，相关部门又该下什么样的猛药？
声音 “我们的医务人员面临的是一场金钱和人性的斗争，他们所面临的外部诱惑力已经远远大于自身承受力，这个仗怎么能打得赢？”驻广东省卫生厅纪检组组长亓玉台说。
在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的讨论会场，亓玉台说，他曾经看到过药企举办的“公关培训班”的教材，里面详细划分了药剂科主任的6大类型，归纳了如何让医生同意开药的9种办法，而这些都是由长期在一线和医生打交道的医药代表根据亲身经验总结出来的。
“如果所有的医药代表都照此办理，恐怕没有几个药剂科主任能顶得住。如果参与药品评标的专家已经成了企业的隐形顾问，这个药价还能定吗？如果药剂科主任和医生已经成了企业的聘用人员，对这些‘两栖人’又该怎么监管？”
“对于层出不穷的医疗腐败问题，必须要拿出新的解决办法，过去只强调‘警示性预防’，现在更要注重‘消除性预防’。”亓玉台提出，可以效仿国外的做法，为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建立一份“诚信记录”，选拔从事敏感岗位的人必须考察“诚信记录”，不能只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下功夫，而忽视了玩儿游戏的人；同时，已经呼吁了很久的行贿企业“黑名单制度”也必须立即出台。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医务人员之所以成为药企肆无忌惮的公关对象，原因之一是医药代表无人监管。他表示，卫生部曾经制定过一个“医药代表行为守则”，但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2010年年初，药品流通系统已经正式划归商务部管理，对这一领域实施有效监管也正在主管部门的酝酿之中。
伪中医，为何泛滥？
背景 2010年，挥舞“中医养生”大旗的“神医”、“道长”——张悟本和李一迅速走红，而后黯然谢幕。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戏剧化的情节把真正的“中医养生保健”推向了公众质疑声中，难以自拔。不论是张悟本还是李一，都是打着中医药的旗号招摇撞骗，也让很多对此不了解的人对传统医药失去了信任。
伪中医缘何如此泛滥？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养生和保健服务吗？
声音 “虽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但羊数是有限的。因此，不管是政府部门间加强合作，尽快填补监管环节空白，还是加强科普宣传，增强公众自身‘免疫力’，对中医药养生保健的关注都应尽快到位。”一位省级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说。
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对于把“张悟本事件”归结为中医药监管“缺位”，一些与会代表表示无奈。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杨殿兴表示，对于无证行医、过度炒作、不正当宣传的养生保健市场乱象，卫生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对养生保健市场的规范过程中，各个部门“各扫门前雪”的管理体制也让卫生部门颇感无奈。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赵静直言，不论是悟本堂还是大道堂，目前市面上的养生研究院、养生咨询公司都是经过工商局审批通过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在这个环节上完全没有发言权。即便最后这些养生机构超范围经营，只要没有涉及违法医疗，卫生部门仍旧没有监管权限。因此，如何界定“医疗保健”和“医学治疗”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
伪养生事件的出现，是主流健康教育与主流中医“失声”的结果，这亦是卫生行政官员的共识。“在很多医疗机构，拔罐、推拿被归为中医治疗项目，而在很多所谓的养生保健机构，却被称为保健项目。如何区别治疗和保健，很多专家都无法解答。”一位卫生官员表示，对于保健机构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非法医疗这类专业性强的医学理论问题，不能靠提高公众素养解决，公众也没有责任去分辨，政府应该担负起帮助公众“去伪存真”的职责。
疫苗，如何打？
背景 2010年9月1日，卫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于当月10日至20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无论之前是否接种过疫苗，只要不过敏，没有禁忌症，都建议重新接种，初步估算涉及近1亿名适龄儿童。随后几天，尽管绝大多数主流媒体对这次强化免疫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关注，但在坊间，尤其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共卫生活动还没开始就遭遇困扰。
虽然事情最终平息，强化免疫活动平稳进行，但疫苗强化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什么才是科学的策略，仍有待明确。
声音 “政府出资，专业部门全力保障，老百姓为什么还是不理解？一两个人随便发表几句话，为什么就能把无数专家学者、专业人员作出的巨大努力抵消？对类似麻疹强化免疫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行动，民众应该有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但是如何从制度层面来保证？” 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卫生部疾控局局长陈贤义谈起此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还是一肚子疑问。
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亦有反思之声。有卫生厅局长提出，网络流传的“毒药说”、“阴谋说”等观点不足为信，很多人真正质疑的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从技术层面看，对规定年龄组人群不论以往是否接种过麻疹疫苗，都要“打一针”，只是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的一种公共卫生行动，其粗放和一刀切的本质决定了其不能作为一种常规的疾病控制手段。
此外，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公共卫生运动，短时间的强化免疫可以引起社会公众对于消除麻疹的关注，有一定宣传作用，一些未接种儿童的家长可能会因为社会性宣传动员而前来接种麻疹疫苗。但是，这种效果背后可能隐藏着伦理风险：一般认为，接种过2剂麻疹疫苗者没有必要再多接种1剂。预防接种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如果知情同意书中没有告知儿童家长上述事实，则意味着违反了伦理学原则。
多位卫生厅局长表示，之所以需要强化免疫，原因是基础工作没做好——无法保证儿童2剂次麻疹疫苗的常规接种。从制度上保证基层接种人员能够按国家规定的接种程序，为适龄人群提供常规麻疹疫苗接种服务，这才是最终消除麻疹的根本之策。此外，风险沟通已经成为疫苗接种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部门应从经费、人员等方面给风险沟通以更多的投入，“说服人们来打疫苗同样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