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汇聚了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名牌公立医院林立，顶尖专家荟萃。公立医院高大的身影足以让任何觊觎其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然而，靠技术吃饭、专门解决神经系统疾病的民营医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却异军突起，8年成就了一个“短平快”的经典案例。
有专家认为，北京三博成功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高端技术服务市场的办院之路。发起创建该院的3位神经外科专家栾国明、于春江和石恩祥均是王忠诚院士的高足，慕名前往该院的各地患者络绎不绝。目前，该院累计完成各种神经外科手术1.4万余台，围手术期死亡率低于1%，达国际先进水平。该院还成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一临床医学院及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会长单位。
■办院模式越有价值，社会资本越敢投入
北京三博创办人兼院长张阳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创建具有国家级竞争力的民营医院，这个目标来自他们对办院模式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张阳说，投资办民营医院，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办院模式，这个问题甚至比资金更重要。没有办院模式，你苦苦寻找资本，有了好的办院模式，资本积极寻找你。他透露，由于看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业绩，目前所有在京设有分支机构的世界级投行都找他谈过，希望为他们融资。
张阳认为，办院模式是否有价值，在于它能否持续稳定，是不是具备可复制性。经过多年实际操作，他认为对两种办院模式必须认真思考。一种是当前极为普遍的“广告医院”模式。老板+策划+广告，是这种模式的3个核心要素，这种模式已经席卷全国各地，从主流城市到二、三线城市，无处不在。尽管红极一时，但张阳认为这种模式因为缺乏技术和社会责任感，必然不能持续稳定发展，终将遭到淘汰。（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另一种是技术含量很高，但办院目的是追求高额利润，只为极少数人或某个特定阶层服务，打造高端、豪华、贵族式医院，这也不是社会最需要的。他认为，只要是医院，不管民营还是公立，天职都是救死扶伤，这是不能背弃的。社会资本兴办医院，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和长远打算。
这种认识和北京市卫生局的政策构想不谋而合。记者此前采访北京市卫生局医改办起草制定“京18条”的负责人时了解到，北京市优质医疗资源密集，但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患者纷纷进京求治，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同时北京市要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寄予厚望，因此政策制定的导向很明确，就是引导社会资本兴办高水平的民营医院。
打造“学院型”医院是最高战略
2010年，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成功加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列，成为该校唯一的民营临床医学院，设有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自那时起，该院就定下了一个最高的战略目标：打造“学院型”医院。
张阳说，对医院而言，医疗是今天，科研是明天，而教育则是后天。大学的科研教学体系非常完备，是人才的摇篮，科技的殿堂，是医院赖以发展的源头，成为大学院校的附属医院，大大提升了该院的底气。2011年，该院开展的神经外科手术量达到2300台次，围手术期死亡率为0.5%，而国际上是1.5%，也就是他们的手术标准超过了国际水平。同时，这个手术量相当于一个四、五千万人口的中等省份全年的同类手术总量。张阳说，如果全国办起10个三博脑科医院，覆盖的人口将达到四、五亿，能为全国人民解决的问题不可估量。
瞄准“学院型”医院，该院的科研也是硕果累累。该院先后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计划、国家“973”计划及北京市等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成功申请北京市癫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在北京市成立的脑重大疾病研究院依托的5家医院中，该院是唯一的民营医院。
“公平”是最大诉求
张阳介绍，北京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从征求意见稿到最后定稿，全程对他们开放，相关负责人多次到他们医院实地调研、座谈，听取他们的真实想法，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建议，把民营医院实际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与障碍都写到了文件里，这对民营医院是最大的支持。
张阳认为，当前，国家在努力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倡导发展民营医院，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大形势对民营医院非常有利，但具体操作上还有土地、医保、物价、税收、人才等多方面的政策困难，这些困难导致大多数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完全不在一个竞争平台上。国家鼓励发展民营医院，首先要确保社会办医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像北京这样公开、透明、开放，让民营医院参与进来，发挥作用。
北京三博的成功引来各方关注。今年3月，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到该院视察并召集全国10多家民营医院代表座谈。张茅充分肯定了社会办医的意义和作用，鼓励民营医院积极进取，以优良技术和优质服务为患者就医提供更多选择，要求各地为社会办医破除障碍，为民营医院发展拓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