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 政□
卫生院变冷清了，农民不愿在基层看病了。在采写“医改进行时·安徽县域医改观察系列”这组稿件之前，记者并没有料到会在安徽省看到这样的现象，但类似的说法已有耳闻。在2012年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多位卫生厅局长都提及改革后基层发生的这种变化。可见这样的变化并非只在一县一省出现。这也是本报决心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县城“解剖麻雀”的原因——并非特意针对某一地域，而是期望聚焦于改革的具体片段，从中发现潜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
记者采访发现，在改革中，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力求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定位，改善基层运行机制的决心和魄力很大，针对基层的综合改革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公共卫生工作得到极大的加强，基层医疗份额在降低，农村过度医疗、不合理用药的状况在改善。但一些地方的改革仍有未能解决的难题，比如有能力的医生依然不愿沉入基层，甚至出现卫生院的医生向县城回流的现象；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积极性依然没有调动起来，反而有回归大锅饭的危险；基层服务能力退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在有的地方甚至有加速的迹象。
和卫生院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更基层的村卫生室。由于基层医改促使乡村医生的服务职能向公共卫生转化，同时受到用药的严格限制和实行药品零差率影响，不少乡村医生既无充足时间，也没有足够热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愿意去村卫生室看病的农民越来越少。
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基层村卫生室和卫生院服务能力退化的趋势加剧，农民在看病就医得到新农合的保障之后，自然会“用脚投票”——看病求医向县城集中。县医院即使加速扩张，也难以承受就医潮的压力，不免让人担心，看病难会不会在县城蔓延？农民就医潮流的这种变化，会不会给卫生投资方向发出错误的诱导信号，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今年10月，卫生部召开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座谈会，重点分析了目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与会专家分析认为，由于补偿方式不合理、绩效工资总量不高、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小、乡村医生补助落实不及时、身份和养老问题未妥善解决等原因，导致乡镇卫生院活力不足，骨干待遇下降，医疗功能弱化，乡村医生收入降低、后继无人问题凸显。《健康报》此前的观察与此不谋而合。
面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已经有所动作。诸如安徽等地，随着“3年回头看”等总结和调整基层综合改革工作的开展，都针对性地出台了措施弥补政策漏洞，基层面临的种种困局正在逐步改善。但上述问题的出现，再一次向政府和公众提示了医改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具体到改革的操作层面，还是引用当初《健康报》报道中的结论。基层医改的成功，并不在于修建多少气派豪华的病房，配置多少先进的设备，落脚点应当是“人”：让治病的人有能力，才能让看病的人有所医。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作出改变的是政府的决策者和行业的管理者，他们的视线必须从习惯于盯着GDP、增长率等物化指标，转变为关注人，关注这一体系的本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