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大规模荟萃分析得出结论——乳腺癌患者在化疗治疗后面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一般而言，化疗后认知功能障碍仅为轻度且局限于言语能力方面，如措词能力，和空间视觉能力，如在陌生环境中很容易迷路，” Heather Jim博士说，他是本文首席作者，也是位于弗罗里达州的H. Lee Moffitt癌症中心健康结局和行为程序研究所的研究员。
研究者声称目前的数据显示治疗期间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显著，但对于症状的长期持久性的数据还存在争议。该研究旨在探索后化疗阶段患者的相关表现。目标人群限制在乳腺癌患者，因为大部分对化疗后认知功能的研究都是针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的。
Jim博士和她的同事分析了17项研究、807例接受过化疗的乳腺癌患者，其中391例乳腺癌患者经局部或内分泌治疗，291例受试者无癌症。4项研究进行了化疗患者的纵向比较，6项研究比较了化疗患者和仅接受了局部治疗的患者，3项研究比较了化疗患者与非癌症患者，其余研究进行了多重比较。研究人员依据神经心理测验结果，参考认知功能主要类型对受试者进行分类。测量范围包括注意力、执行能力（计划并付诸实践）、运动加速能力、言语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视觉空间能力、以及视觉记忆能力。
研究者发现，与未经化疗者相比，乳腺癌化疗患者认知功能如言语能力和视觉空间能力有显著恶化(均有P < .01)。执行能力有非显著性恶化趋势。认知功能相关的其它测量参数未见差异。进一步分析显示，经化疗的患者的言语能力结局与非癌症对照患者相比明显恶化，但与患者自身化疗前基线相比或与未经化疗的患者相比则未见差异。研究设计同样发现视觉空间能力结局存在统计学差异。乳腺癌化疗患者与未经化疗患者相比以上指标的结局普遍显著恶化，但与患者自身化疗前基线或非癌症对照患者相比，则未见差异。此外，言语能力和视觉空间能力结局不受年龄、教育程度、化疗后时间或内分泌治疗等的影响。
“对于言语能力和视觉空间能力效应的标准差分别为 0.210 和 0.291，” Jim说。“对于认知功能障碍的量化，我们基于经验法则，认为标准差 < 0.3为轻度，0.5为中度，> 0.7为重度。临床上，它意味着就言语能力而言，一般的（平均来说）乳腺癌化疗患者比未经化疗乳腺癌患者差58%，就视觉空间能力而言，差61%。
被低估的可能性
Jim博士认为，这一研究的亮点在于大样本容量，它选择了化疗后阶段，对近来研究的分析方法比以往研究更优越（如纵向比较设计和对认知功能度量的确认），以及纳入了既往meta分析未曾包含的研究。与4项既往meta分析的数据相比较，该研究显示了更多和更发散的乳腺癌和其他癌症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现象。文章作者认为，此项专注于化疗后阶段的meta分析结果提示，化疗对乳腺癌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的程度与其它类型抗肿瘤疗法（积极治疗阶段）相比仍属较为温和。
“此项meta分析的主要弱点为，只给出了一般情况患者的信息，化疗后认知功能状况应存在更多的不均一性，”Jim说。此外，此项研究由乳腺癌患者得出结论，可能并不适于其他类型的癌症。“参照所有类型癌症的相关研究得出的认知功能受损的效应可能比单项研究中的结论更小，因为对试验集合的分析会忽视患者个体风险因素的评估，” Tim Ahles博士说，他是纽约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神经学研究室主任。“确定受研人群有助于理解和得出临床有用的答案。”然而，Ahles博士认为这一研究为所有人群的长期护理带来了好消息。
临床意义
随刊术评的共同作者Ahles博士指出，许多研究者认为特定的患者亚群显著性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更高(J Clin Oncol. 2012;30:3568-3569)。既往研究显示，更大的年龄和更低的认知功能保留（由教育、职业、以及认知刺激等因子加以度量）是显著性认知功能受损的风险因子。该研究结果并未证实这些，但作者承认，大多数受试者为高学历的青年、中年患者。此外，评述总结道近期研究指出遗传因素可能会增加认知功能障碍的易感性，这些遗传因素包括载脂蛋白E和儿茶酚甲基转移酶。“我们正在积极展开有关癌症治疗副作用遗传预测因子方面的研究，” Jim博士说。“我们的目标是在高风险患者出现临床问题之前即得到诊断，这样就可以为其提供早期干预和治疗。”
研究者指出，一般而言，患者在化疗后6个月的时间里预期出现认知功能的改善，这种改善是不定的，一些患者主诉的改善程度远远多于其他患者。患者主诉的改善应付诸于神经心理学评估和治疗策略评价。“患者急切地盼望快些恢复，” Ahles博士说。“重要的是要告诉患者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恢复化疗所造成的认知功能受损。如果患者的症状持续出现，那么就需要给予相应治疗，并针对患者作出个体化的改变。” Ahles博士认为应在更大的治疗背景中考虑认知功能受损方面的副作用。“我经常听到患者向我表达担心认知功能副作用的忧虑，”他补充道。“我鼓励他们不要因为这方面的忧虑而拒绝接受适合的治疗方式。杜绝复发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