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平安 崔 芳 叶龙杰□
“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前期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苛刻，使好政策只能停留在鉴赏层面。期望国家出台问责机制，倒逼地方政府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开辟空间。”两会召开前，福建省一位民营医院院长给记者发来邮件，倾诉当地民营医院面临的困境，热切期待今年两会能够传出好声音。两会上，代表、委员对社会办医的前景各抒己见。
■民营医院杂而不强
我国社会资本办医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社会办医机构数为45.7万所，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的47.9%。但是，在体现服务能力、技术水平的核心指标方面，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例如，民营医院床位数仅占全国总数的9.7%，诊疗人次和出院人数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仅为9.1%和9.75%。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告诉记者，全国仅有12%的民营医院床位数达到100张以上，二级和二级以上民营医院仅占其总数的5.6%，三级民营医院平均床位数仅为三级公立医院的一半左右。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医疗机构数占全国民营医疗机构数的40%以上，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李利认为，造成民营医院杂而不强的原因有内外两重因素。一方面是政策障碍。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在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方面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但落实力度有待加大，在事关民营医院健康发展的人才、土地、税收、医保等重大政策上还没有实质性突破。另一方面是诚信缺失。一些民营医院擅自扩大服务范围，夸大疗效，乱收费甚至卖假药欺骗患者，严重影响了民营医院的整体形象。
■有些政策不顾实际盲目设障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认为，社会资本办医有两个难点，一是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二是医院医、药、护、技、管等人员队伍的质量和运行效率难以保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金生去年到广东、福建做过专项调研，深刻体会到了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困难：几乎没有一家民营医疗机构在建设发展时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资助，完全依靠自有资金、借贷资金等发展，起步伊始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民营医疗机构还要缴纳25%的营业增值税，运行压力更加沉重。“民营医院的问题在下面，但根子却在上面。”
有的地区对社会办医机构占地面积等提出要求，一开口就是1000平方米、800平方米。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医院院长何伟说，现在房价这么贵，这种要求的意义是什么？搞好医疗服务就行了，为什么要在面积上设置障碍呢？
■政府办不了的就交给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志红以肾透析为例介绍，我国基本医保覆盖率已达95%，预计在未来7年～10年内血透人数将达到150万人以上，每年医疗费用将在1800亿元左右，未来全国需要血透中心约3万个。而我国现有血液透析室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的二级以上医院，各区（县）、社区，特别是农村血透设施配置缺乏，医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有限。针对目前状况，仅靠大医院现有的医疗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基层尿毒症患者的就医需求。
刘志红认为，政府办不了的就应该交给市场。例如，引进社会资本建立社区及县、乡血液净化中心，是解决尿毒症病人血透治疗的可行途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对于尿毒症患者采取减免透析费用政策的同时，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及基金会等民间力量提供援助。在美国，80%的血透中心设立在社区诊所，台湾地区60%的血透在社区诊所，并以连锁经营为特点。目前，我国也有一些基金会或社会公益团体愿意建立独立血液净化中心，希望政府能给予扶持。
■高水平人才是民营医院弱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医院需要技术水平高的医务人员，而这恰恰是民营医院的弱项。至于高薪聘请专家，其实对民营医院而言也不是良方，民营医院开出的筹码吸引不了多少大医院专家。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介绍，北京现在有10%以上的服务量是由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提供的，但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在人才引进方面确实处于弱势，毕竟医生要考虑收入、职称晋升、学术地位等。他认为，应该让医生自由流动起来，“国家批的资质是对医生行医资格的认可，不应限制医生的执业地点”。
李利认为，发展民营医院，政府要做3个方面工作：一是引导民营医院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发展特色专科、高端医疗服务以及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老年看护等中间性医疗服务。二是加强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日常指导，出台社会办医机构分类评审体系，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机制。三是加强对行业协会、学会等社团组织的培育，由其制定行业规范并授权开展第三方评估，定期开展培训，提高相关投资人和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诚信自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