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海金
日前，有媒体报道2016年公安部在食品药品打假“利剑”行动中，共破获食品犯罪案件1.2万起、药品犯罪案件8500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350余起案件全部告破。公安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刑事案件打击力度，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完善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司法解释，有力发挥法津的震慑作用。
此番公布的2016年公安机关的“战绩”，充分显示了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但案件数量多也反映出食药安全现状和形势仍不乐观。在这种现实环境下，以严刑峻法筑牢食品安全的大堤，无疑合乎了民众的期待。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保障制度仍存在薄弱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监管部门的查处效率有待提高，二是即便被查处，对应的惩戒力度也仍有不足。就惩戒力度而言，《刑法》对在食品掺杂掺假行为的起刑点，规定为“销售金额5万元”和“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定过分强调考虑造假行为的“销售金额”和“行为后果”，忽视了违法者的明显主观恶意和犯罪故意，以及其行为所产生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不但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而且也往往容易成为违法者逃避刑罚的借口。
唯有将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才能让参与食品造假的不法者付出高昂代价，从而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进而倒逼其在法津的高压威慑面前不敢越雷池半步。应该说，取消起刑点并且让造假行为“直接入刑”，不仅能体现出监管部门严惩食品药品造假的法治决心，也与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所寄予的期盼相吻合，这个不仅可以有，而且必须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