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孔令敏□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整体的法治轨道，卫生治理也随之进入新时代。《决定》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有哪些亮点，又将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起到什么样的推进作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用法治规范改革中利益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告诉记者，《决定》规划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主要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4个方面内容，可以说，每一方面都有全新的亮点。
《决定》提出，要明确立法的权力边界，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支振锋认为，这项规定意味着，今后该立法的要立法，不该立法的要留给公民、留给社会、留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立法的也必须规范，要防止利益勾兑、立法腐败，避免部门争权、揽权，而把麻烦和责任一推了之。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滔认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卫生改革，科学立法是首要前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进程环环相扣，涉及多方的利益调整。在下一步的卫生改革立法中，须谨慎研究卫生改革中的各种关系，本着适切中立原则，反映各方主体的根本诉求，使外部规则与内生规则相匹配，从而有效调整卫生改革中的各类关系，规范改革中各方的利益调整，良性推进卫生改革进程。
卫生“母法”亟待出台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相关立法取得显著成就。但李滔认为，当前，由于缺失一部统领全局的基本医疗卫生法，卫生改革与发展方向、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卫生财政投入保障等核心内容仍然无法可依；因缺失系统化的法典，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主体之间行为协调不畅，导致医改随意性较大，且缺乏长效机制。今后应系统建立起以宪法为指导，基本医疗卫生法为核心，卫生行政立法为主体，卫生相关民事、刑事和社会法立法为补充的卫生改革立法体系。
李滔说，卫生基本法的制定应明确医改的方向，厘清医改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责任承担方式，降低因“折腾”而产生的改革成本。同时，应顺应卫生基本法精神，修订现行卫生行政法，并对卫生改革重大问题单独立法，从而确立起健康权宪法诉讼制度，完善健康权的权利救济体系。
《决定》要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对此，支振锋认为，现在有些地方存在政绩工程问题，导致规划变“鬼话”，重大公共决策失去应有的严肃性。有了《决定》的相关规定，这些问题以后都将得到解决。
实现既不滥权也不惰政
《决定》提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支振锋认为，这意味着，该行政机关做的必须做，不能缺位；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政府和行政机关就不能做，不能越位，真正实现既不滥权也不惰政。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宋大平认为，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的笼子就是法治。一方面，应立法设定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保险及基金管理机构、国家及社会资本、医药产品、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等要素和主体在医药市场中的准入条件，赋予同一类别下全部市场主体平等交易地位，消减不正当竞争，规定政府底线责任。另一方面，应切实推进从“试点先行、立法附随”模式向“立法引领和推动卫生改革”模式转变，今后重大卫生改革如需先行先试，需得到法律的授权。
另外，宋大平认为，尽管先后有《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处理作出规定，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处置作出规定，但当前仍有一大部分医疗纠纷没有进入法律通道，医闹、暴力伤医事件频发，折射出司法公信力不足和群众守法观念匮乏。应建立机制使广大群众参与重大医疗卫生决策，实现医疗卫生行业自律、医疗纠纷预防化解、医患双方和市场主体依法维权，并规范媒体等“第三种力量”对卫生公权力的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