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芳
“这几年，政策层面供给侧改革、发展健康服务业、非禁即入，利好信号频出；实践层面也是新闻不断，医师多点执业、成立医生集团、第三方实验室、影像中心……每看到、听说一次，都激动一次，觉得与我们的期待慢慢贴近。”温州和平整形医院院长薛志辉告诉记者，但是眼下，他和同行们在各地办医时，却常常遭遇困境。其中，有些其实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解决，应该得到推广；有些并非体制、机制性障碍，也完全可以从国家层面一举扫清；有些初见端倪、可预见的，则需要早做准备。“如果政府能从眼前能做的先着手、做起来，那么社会办医者就能少了很多‘生死疲劳’，多些信心和勇气。”
“顺产”经验须全国推广
薛志辉介绍，在温州办院时，他受惠于当地改革政策，很多环节都顺畅简便。“在本地没感觉，到其他地区开连锁分院时一对比，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困难。”
他举例，首先是审批、领营业执照难。在温州，社会办医不受区域卫生规划限制，只要所在地区千人医生、千人床位数等不超标就会批。而且，该市还“扶上马，再送一程”，成立社会资本办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投资方提供保姆式的项目代办。“立项、审批只要符合规定，办不下来我先着急，我们来协调。”该办公室副主任潘江波表示。
而在其他地区办院时，薛志辉就没有那么舒坦了。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磨破嘴、跑断腿，因为审批部门坚持民营医院开办受区域卫生规划限制。“只要说卫生规划不鼓励办这个，你就彻底傻眼；说鼓励办养老，美容专科医院就没有了希望。”薛志辉认为，这些区域卫生规划大多沿用计划经济思路，没有给民营医疗机构留空间。“应该像温州一样学会放权。如果市场不需要我们，会通过市场手段反馈，政府不用限制，我们自己就会办不下去。”
其次是找房子。在薛志辉看来，在温州之外，要找到能办医院的房子实在太难。医疗用房是特殊用房。在温州，只要环保、消防等符合条件，商用房、办公用房都可以。但在其他地区，这些性质的房屋不能用作开办医疗机构。“既然温州作为试点城市已经有了好的经验，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推广一下呢？”
“温州经验”还不止于此。据该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郑云蒸介绍，民营医院质量参差不齐，质量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为此，该市将民营医院纳入质控范围。每半年一次进行质量检查、督导和针对性培训、指导、整改。“民营医院人员流动大，经常这一批培训好了又走了，下一轮又得重新培训。但这不是无效的，这些人员流动来流动去，还在整个行业里。常态化做下去，质量总会提高。”
政策障碍应顶层清除
“但有些问题，在温州也没有解决。”薛志辉直言，比如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审批难。“我可能需要先进的，但批下来的却常常是入门级的。就像我想买奥迪，花自己的钱，却只准我买奥拓。设备还没批，相关技术人员要先到位。问题是常常几年才批下来，技术人员却要发工资养着……”
潘江波也承认，民营医院大型医疗设备审批虽然名义上与公立医院的程序相同，但相对公立医院普遍时限较长，且审批条件、过程透明度都不高。虽然随着国家层面简政放权，大型医疗设备审批变成了非行政许可的项目，但各地具体操作方案不明晰，依然遭遇落地难，甚至审批较之前更慢。
更多受访民营医院负责人呼吁人才政策实质性松绑。对此，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多位受访领导都承认，虽然国家相关文件很多，在当地也推出多项人才改革政策，但公立医院医生“还是不敢动”。社会办医人才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有赖于国家层面政策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突破。
“洗牌”要早备应急方案
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伟立和温州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主任程锦国的判断一致。在他们看来，民营医院倒闭潮很快就会出现。“面对可能到来的这一趋势，负面影响也不要看得太可怕。与之相伴的会是兼并重组潮，洗牌对行业不是坏事。”管伟立认为，洗牌的烂摊子不至于特别难收拾。因为当一家医疗机构到了快要倒闭、破产、关停的地步，最大的原因就是患者越来越少了。因此，其波及面不会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相应的应急方案也不会太难。”管伟立建议，破产程序需要完善，医院要提前告知卫生等主管部门提前介入，有所准备，不让患者利益受损。而对于有些医院破产后可能血本无归，没有能力为患者做后续安置或者退换治疗欠款等情况，主管部门要提前建立起应急准备金。能办好的，就帮助发展；办不好的，就避免不良影响，让社会办医少些“生死疲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