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的仿制药是学习中国的经验，中国曾经做得很好。印度现在做得比我们好的原因，就是它的仿制药行业是国家的力量在推动。
★ 中国缺少国家层面的药价谈判。进口药生产企业基本是全球垄断性企业，国家不出面，仅靠省、市，甚至医院的力量谈判价格，价格是降不下来的。
★ 要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还是要深化医改，药品从生产到流通、使用、报销需要一整套保障制度的有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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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口药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李玲：第一，进口药大多属于原研药，研发成本高，导致其本身价格就高。第二，中国缺少国家层面的药价谈判。进口药生产企业基本是全球垄断性企业，国家不出面，仅靠省、市，甚至医院的力量谈判价格，价格是降不下来的。我们没有有效利用大市场的力量来降价。
记者：降低进口药价格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玲：首先，从国际经验上看，都是由国家和跨国药企公司进行价格谈判，然后以量换价，在谈判时强调中国市场的“量”，药企降价，可以减少它流通的成本，扩大销量;而患者也可以在降价中得到实惠，达到双赢的局面。
但要真正解决中国老百姓吃药的问题，一定要靠国产，国家要大力鼓励仿制药和原研药的研发，只有靠自己生产，打破垄断，才能真正让患者吃得上药。
记者：为什么不能把所有进口药和抗癌药全都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李玲：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在美国，其自己研发的抗癌药，都不在它的医保里面，因为很多靶向治疗的药太昂贵了，美国医保水平比中国高好几个数量级也支撑不起。中国的医保水平很低，如果把这些昂贵的药纳入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这不是可持续的方法，只能在短期之内解决部分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
记者：中国的仿制药产业和印度相比，差距在哪里?
李玲：印度的仿制药是学习中国的经验，中国曾经做得很好。中国建国以后就是依靠仿制药，当时主要是生产抗生素、青霉素，让老百姓能够吃得上最基本的药。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度学习到了中国的经验，所以印度也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仿制药的生产——国家立法，不保护专利，但是保护仿制药的生产工艺，成为了印度的国家政策。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印度仿制药成为了全世界第一，连美国都买它的仿制药。印度本身就是学的中国经验，以中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完全可能比印度做得更好。
印度现在做得比我们好的原因，就是它的仿制药行业是国家的力量在推动。制药行业在全球基本都是垄断行业，因为高昂的研发成本需要企业有一定规模和集中度，中国的药企规模较小导致研发能力弱，这样会使中国老百姓更不相信本土的药，这也是中国对进口药需求量大的原因。
记者：中国医疗改革推进多年，为什么老百姓依然觉得药价贵?
李玲：原因在于中国的“医疗、医药、医保”尚未形成联动机制，还在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所有的医改政策没有形成政策链和政策体系，互相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比如虽然现在公立医院取消了15%的医药加成，但医院的补偿机制没有跟上，医生收入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变，取消15%的医药加成，没有撼动医院的创收机制，它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大检查、大处方，甚至过度医疗来创收，所以老百姓的获得感不强。
记者：如何看待省级招标制度，是否是药价虚高“保护伞”?
李玲：谈不上。省级招标制度是个有效的探索。招标未能有效控制药价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我们招的是空标，跟国际上的招标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支付方是医保，但是招标方是卫生部门，招的人不管付钱，招标没有量和价的联合，所以它的效果不是太好。
第二，招标其实对国产药还是有一定降价作用，但是医院的创收体制没有改变，所以会选择不用低价药，也就是“见光死”，一旦中了标，这个药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反而替代的是更贵的药。
第三，省级招标对进口药没有任何的控价作用。因为中国有30多个省级行政区，跨国公司会各个击破，某一个省的市场不足以撼动跨国公司的药价。所以对进口药价，省级招标没有什么效果，全国统一的量价招标才有用。
记者：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李玲：要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还是要深化医改，药品从生产到流通、使用、报销需要一整套保障制度的有效建立;第二，要改变目前医院的逐利机制，因为药价虚高，逐利机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一定要真正做到“医药、医保、医疗”联动，把过去逐利创收的旧机制破除，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