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叶龙杰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发布之后，引发网上强烈反响。根据大数据分析，相关话题讨论量101万条，网民满意度高达89.59分，机会均等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网民对医疗卫生、文化体育领域“寄予厚望”。本报记者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进行采访梳理，展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民众期待和建设成果。
“新农合是顶梁柱”
2015年年底，家住福建省龙海市榜山镇榜山村的周惠玲根据通知，前往当地村委会缴纳2016年度一家5口人600元的参合费用，这笔钱经由当地村委会统一收缴后，再交到福建省龙海市新农合管理中心；与之配套，由中央财政、福建省财政等各级财政配套的人均420元的财政拨款也陆续形成预算，分批拨付到龙海市新农合管理中心。这两笔资金最终汇集成总计3.58亿元的基金池子，为该市724189名参合人员提供当年的医疗保险保障。
“600元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周惠玲说，以前亲戚朋友也会讨论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花、值不值得花，“现在都有了统一的意见”。
2015年年底，周惠玲的父亲前往江苏省常州市帮助开早餐店的儿子打理业务，期间突发脑动脉瘤破裂，造成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术后转回漳州市、龙海市的两级医院继续接受治疗。这起事件产生了一份厚实的医疗费用账单，共计35.1万元。
周惠玲说，这笔费用超过他们家庭全部储蓄，如果没有新农合报销而仅仅是由家庭承担，意味着哥哥在常州市拓展生意的计划暂停，意味着侄女教育支出必须减少，同时也意味着今后家里所有人都必须节衣缩食。
在没有新农合制度之前，这种最坏的情况曾经在周惠玲的亲戚朋友间发生。2007年龙海市新农合制度开始运转之后，这种不幸已经越来越少。根据当地的新农合制度设计和报销政策，周惠玲的父亲首先获得了10万元报销封顶线的费用补偿，之后再获得12万元的大病保险补偿；在得知还可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救济之后，周惠玲父亲再获得两万元救济金。层层的制度设计及政府保障，总共为这个家庭分担了24万元的医疗费用，极大缓解了这个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
目前，周惠玲的父亲虽已无生命危险，但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需要持续的药物治疗，一年累计花费超过1.2万元。根据龙海市新农合报销政策，这部分费用被纳入特殊病种报销目录，一年可获得6000多元的保障。
“新农合制度就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没有这个制度不知多少家庭要垮掉。”周惠玲说。
保住基本兜底线
让周惠玲感受到制度保障力量的新农合，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投入。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启动新农合试点”。如今，新农合已经实现农村居民的广覆盖，近年来的参合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由10元提高到450元。
2007年，国务院决定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参照新农合的筹资模式，同样由政府财政补助构成基金的主要来源，实现对城镇非参加职工医保人群的医疗保障。根据人社部、财政部发布的通知，2017年城镇居民医保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为450元，人均个人缴费标准应达到180元。
由此，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构成了我国全民医保制度的主体。根据相关统计公告，我国3项基本医保制度参保人群超过13亿人，覆盖了全国95%以上的人口，基本实现了全民参保的目标。与城镇职工医保不同，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基金来源主要来自各级政府财政补助，因此带有明确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征，作为公共产品由国家向城乡居民提供。
当前，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仍处于整合进程中，最终将合并成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根据《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人数为2.88亿，由此可以推算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覆盖的人数超过10亿人。以2017年人均450元的各级财政补助标准计算，当年全国为此形成的公共支出将超过4500亿元。
庞大的基金总量在确保城乡居民免于疾病风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以新农合为例，国家卫生计生委多年来均提出，将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50%和75%左右。在此基础上，通过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参保居民在发生大病时可获得二次补偿。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6年全国贫困人口住院实际补偿比达到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