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业内资深人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田玉科委员发言说，目前，每千人口医生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是1：48，而我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55。“医疗卫生人员是饱和的，但是为什么病人看病那么难？”田玉科说，症结在于我国医务人员的配置严重失调，基层医院医生一天看几个病人，而大医院的医生每天要接待100多个病人。
在分组审议中，多位委员指出，社区医院等要真正起到为“看病难”分流的作用，仍然面临包括人才在内的诸多瓶颈问题，需要医改方案进一步出台包括社区医师培养机制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早在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立之初，不同派别人士论战的过程中，“市场派”学者即已提出相同意见，一年之后，方案中仍无体现。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可以盘活三级卫生体制下的各个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建设社区医院的投入，五六百亿足矣。”中国医保学会秘书长熊先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两个方案还坚持实施以统购统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在强调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大旗下，试图重建计划体制。
“看病贵”头痛医头
按照原计划，医改总体方案还将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如果获得通过，‘看病贵’的现象必将得到缓解”。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一位患者在医改实施之后前往医院治疗，他将会发现，药费的负担将降低15%，这也正是业已实施多年的“以药养医”体制下药品流通领域的官方许可差价。
这一被业界称之为“药品零差价”的政策源自北大和复旦方案。
复旦方案的表述是：实行医药分开，取消批零差价。也就是说，医院的药费收入将因此减少15%。减少的部分，由政府埋单。
药价虚高时代，大处方屡见不鲜。北大方案主要执笔者李玲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明言：必须斩断医生与大处方的利益关联。
除了“药品零差价”，她还提出了“收支两条线”的建议，希望就此杜绝医院的牟利天性。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陈竺表示，未来将逐步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补医机制，维护公益性质。
但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委员们并没有对这一方案投赞成票；相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汤洪高还在进行分组审议时提出了质疑：在具体医改方案正式出台前，国务院应该对此形成明确意见，不仅要增加公益性投入，同时也应辅之以投入机制改革。
医改第七套（北师大）方案主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昕就此打了个比方：堵了前门，开了后门。
道理很简单。15%差价从未消亡，只是从患者这一“前门”转到了政府这一“后门”。
“既如此，则‘大处方’依旧，还是开的药越多，医院赚得越多”。顾昕说。
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成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药价方面，医院可以获得30%的暗扣早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由于此番只砍掉明扣的15%，“哪怕是在药价虚高的简单数量统计上，也没有做彻底。”
在他看来，“收支两条线”同样是一项基本难以贯彻的任务，“医院收入参差不齐，哪一家收入高的医院会愿意放弃已有的收入，去补贴其他医院”？根据他的调查，不仅很多医院的院长反对这项制度，越来越多的卫生局长也意识到难以管理而转变了起初的立场。
机制的欠缺，必然带来后果上的危害。顾昕指出，如果改革不彻底，“大处方”产生的土壤没有清除，医院的牟利天性很快会席卷政府让渡的15%，“看病贵”也将随之回潮。
“看病难”脚痛医脚
一年之前，《中国新闻周刊》曾经独家报道，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2006年12月4日的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例会上，首次提出题为“两层构架、双重保障”的社区医院改革，由政府全额出资重构社区卫生体系，总揽医院建设、设备引进、人员工资、诊疗费用、药品开销一应费用，总投资2690亿人民币，从而让患者享受免费社区卫生服务。
一年之后，这一思路获得延续，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介绍首个医改总体方案中明言：建立和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同时，医改方案也确定了“建立城市医院与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在这一体系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基本医疗服务；而大医院则承担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诊疗、医学教育和科研、指导和培训基层卫生人员等方面的骨干作用。
显然，这就是医改总体方案对“看病难”问题所开出的药方。
在对解决“看病贵”的药方提出质疑之后，委员们同样对解决“看病难”的药方提出了质疑。 idxdy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