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健康保障制度有5个评价标准：对提高健康水平的贡献、民众的满意度、可负担性、效率和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平---不仅包括对筹资对象的公平，也包括对支付对象的公平。
刘远立指出，供方的公平性非常重要，如果不考虑供方的动力机制，就会影响服务质量的保证和提高，进而影响需方利益。看病难实际上反映了老百姓对于优势医疗资源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要保障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就必须考虑供方的公平性。
考察供方的公平性的两个指标是定价和支付。定价方面考虑的是有形成本是否得到补偿，因为医疗服务有大量的成本消耗，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这些新技术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是有形的。当前，更大的问题是无形成本得不到适当补偿。
无形成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医务人员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劳动强度，对这方面的补偿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否则对供方是不公平的，刘远立介绍说，美国国会曾经通过一套哈佛大学制定的测量医疗服务价值的方法，当中最主要的是测量劳动强度，作为确定医疗服务价格的依据。他很希望国内也能够建立相似的测量体系，弥补国内此项工作的空白。
除了定价以外，在支付方面也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是否建立了适当的动力机制来鼓励提供公共产品。而任何一项支付制度都要考虑技术创新和质量的提高是不是得到了补偿和鼓励。刘远立举例说，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按人头付费或者按病种付费，其中很主要的缺陷就体现在新技术方面，这种缺陷导致新的有成本的服务引进来后，医院和医生不仅没有动力反而增添了压力。如何鼓励技术创新和质量提高，是下一阶段设计支付制度时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人员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是找一个领头羊来，然后，使用更多的空降兵，而不是挖掘本土人才的潜能；孤立地把学科发展绑定在一个人身上，没有想到建立一个团队；只注意使用人才，却忽略了学科建设。可以说，在使用人才方面，拿来主义正大行其道。对此，梁万年表示：首先，医院要确定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有哪些事业要做以及为了这些事业，医院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和人才团队，然后据此培养、引进和使用人才。
梁万年主张，由于医院的定位不同、战略使命不同，所以门诊量等指标不是衡量医院是否优秀的标志。大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品牌、人才、技术，而社区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服务理念，是服务的便利性和连续性。在社区，医生和病人的接触是长期的、连续的，这一点大医院医生是做不到的。
提倡医学人文精神
同医疗保障制度、公立医院改革等热门话题相比，医学人文似乎被划分在医改之外，但事实上，医学人文是保证医改成功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张宗久对医学人文的最新发展做了介绍，过去的医疗人文单纯讲医德医风，现在的医学人文进入到了技术领域和人文的深层次境界。
医疗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医学进步，但是医学进步怎样同人文精神相结合，怎样回归到人文，这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问题。张宗久解读道，技术的核心作用要通过设施、设备来完成，而这一过程需要医务人员的服务，这种服务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在服务中，医务人员与患者有很多的接触点，如随访的态度，对于满意度调查的态度对于账单的价格等等，这些接触点都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张宗久指出，医院需要改进的各个环节无不体现对医学人文的要求，随时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但核心问题还是医疗质量和安全。他透露，现在很多知名专家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预防领域，因为他们注意到，等到产生严重疾病的时候，即使花费很多社会资源也挽救不了多少人的生命，所以他们现在更多关注病人在亚临床健康状态下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医务人员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
张宗久还以自身经历对科学和人文做了一个极好的阐述。我在美国一家医院学习医疗质量控制时，这家医院的临床检验中心有两句话的承诺：对每一份标本负责；对每一个报告负责。这两个'负责'后面又涉及很多培训、考核。如果没有培训，采标本的人就不具备取标本的权利，就是取来标本，检验中心或不接受，或只发出一个印象报告，而不是诊断报告，而且对每一份标本都是长久保存的。当时，我说他们的最大财富就是设备，而他们却说是标本，这些标本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研究和参考。这里面既体现了科学人文精神，又有制度的保障，所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统一的，不是割裂的。
对医学人文精神，梁万年也非常重视。他认为，医院必须转变两个观念：一个是医院怕患者投诉，其实患者投诉也是好事，只有投诉才能发现服务缺陷；另一个是应对投诉的方法很负面，其实要真正有效地解决投诉，就要求医院管理者把权力充分授权给一线员工，而不是集中由医政部门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处理投诉。idxdy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