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和天津市红桥区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高永军斩获第14届贝利—马丁奖的原因是，通过不懈努力，在深蓝工作组实现了政府和民间组织一站式协同防艾的模式，这在国内男同防艾工作中尚属首例。
“深蓝，意喻深蓝色的大海，希望全社会能像大海一样，拥有广博的胸怀，接纳男同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天津深蓝工作组负责人杨杰（化名嘎嘎）如是说。
防艾走进男同浴池
接近晚上10时，记者来到天津某浴池，浴池的名字被旁边茂盛的树叶遮挡，一般人很难发现。“这里是圈子中的圣地。”杨杰介绍，很多男同都到这里寻找性伙伴，因此也是易感人群较为集中的地方，阳性检出率较高。
这里真正的浴室只有不到10平方米，仅有几个喷头。见到我们，在狭窄的通道里赤裸着身体的几名男同有说有笑。“他们在寻找性伙伴。”杨杰打开手电筒，把记者引向另一间漆黑的小屋，透过手电的光亮，只见屋里有一张长长的大通铺，地面上还散落着几个用过的安全套。“找到性伙伴后，双方就会来到这里，在黑漆漆的环境里，高危行为十分普遍。”杨杰说。
这个房间对面，就是深蓝工作组设在这里的“前哨服务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高危行为干预和快速检测。由于浴室空气十分污浊，志愿者只能三班倒，轮流到室外换口气，没有休息日。尤其是晚上11时以后，人越聚越多，志愿者也会在此时发放安全套，促进他们减少高危行为。
除了通过发放安全套进行干预外，这里还开展快速检测。“这项技术由疾控中心提供，我们则利用自己的优势，找到高危人群。”杨杰说，由于浴池环境较差，为了避免感染，检测放弃了传统的静脉抽血，改用唾液快速检测。
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2012年，该浴池HIV初筛阳性率比2011年下降了7%，MB（男男性工作者）初筛阳性率下降了20%。
男同浴池干预是深蓝和红桥区疾控中心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单兵作战困难多
与深蓝工作组合作前，最让高永军头疼的是如何完成对当地男男性行为者进行HIV初筛检测的任务，原因很简单——找不到这些人。
初筛不易，确诊检测就更难了。国家的政策是初筛实行匿名检测，确诊检测则要求实名制。“初筛匿名都没什么人，更别说要求人家提供真实身份了。”高永军说，那时候，通过初筛检测出的阳性者大部分会在确诊检测中流失，“流失率一度高达90%”。
在这种情况下，关爱确诊的阳性患者自然难以实现。“由于对这一人群缺乏掌控，因此很多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解决。”高永军说。
而作为民间组织，深蓝工作组面临的却是另外一些困难。
自2004年创建后，深蓝工作组便开始对天津当地的男同开展艾滋病干预和关爱。
“我们深知哪些人存在着高危行为，感染风险较高，但我们没有技术，没法为他们进行检测。”杨杰说，HIV初筛检测只能在医疗机构进行，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我们在做干预工作时，即便苦口婆心地劝说，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原因如出一辙——害怕对方把信息泄漏出去。
深蓝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没有合法身份。当时，深蓝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小区居民楼中，一些居民知道他们的身份后，便要把他们驱逐出去。
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打上了他们的主意。“他们得知我们得到了一些慈善机构的捐助，便以为我们很有钱，经常上门骚扰，索要保护费。”杨杰说，有几次，对方还把深蓝的志愿者打伤了。
兵合一处 效果显著
2007年，高永军正在为找不到检测者而犯愁。无意中，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当地的男同聊天室，于是加入进去，但很快，他的真实身份被发现，聊天室里很多人要求把他“踢”出去，因为“他不是圈子里的人”。所幸，聊天室的一个管理员是深蓝的志愿者，他了解到高永军的诉求后，便把杨杰介绍给了高永军。
双方一拍即合。
深蓝工作组的大部分志愿者，包括杨杰本人，都是男同。杨杰具有男同社区基础，高永军则提供检测技术支持。同时，他还通过所在疾控中心出面联系辖区公安部门，解决了一直困扰深蓝的黑社会骚扰问题，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
但合作并非一帆风顺，身份认同是个大问题。“男同不信任我，不把我看做自己圈子的人，因此即便我通过深蓝了解到谁是高危人群，人家还是不愿意来我这里做检测。”高永军说。为解决这一问题，高永军把办公地点“转移”到了深蓝，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到深蓝办公，时间长了，接触多了，很多男同慢慢对高永军产生了信任，也愿意检测了。
高永军所在的疾控中心在深蓝设立了快速检测室，对于阳性者，由深蓝予以告知。高永军说，这样的好处是双方都在同一圈子，认同度更高，避免了政府告知存在的不信任等问题。
在双方的合作下，仅2012年，红桥区疾控中心就与深蓝共同完成了5000余例男同HIV检测，参与确诊检测者达90.15%，关爱阳性确诊者达600人，随访率也高达97.8%。
深蓝模式能否复制
在深蓝工作组，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协同合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深蓝模式是否能复制到其他地区呢？对此，首届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张北川表示，深蓝模式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要推广还需要制度性保障。
张北川口中的“偶然因素”就是人。张北川介绍，杨杰和高永军都是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高永军不仅在深蓝设立了自己的“办公桌”，而且工作日每天都有半天时间在深蓝度过，周六日几乎没有休息，与男同打成一片。每逢节假日，高永军的妻子还带着香喷喷的饭菜来到深蓝犒劳大家。所有这些“个人因素”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打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在张北川看来，要让这种模式持续推广下去，除了有勇于奉献的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制度保障，由政府在制度上给予民间组织保障和扶持，而不能仅仅靠个体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