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10年，我国的卷烟产量反而增加了近50%，占全球产量43%，超过了全球另外9个烟草生产大国产量的总和！”日前，由民间公共卫生智库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中所披露的一组数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报记者专访了研究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王克安教授和副院长吴宜群教授。
专家强调，改变眼下控烟现状，必须调整国家控烟履约机制，实行图形警示上烟包，同时彻底改变烟草业政企合一的现行体制，砍掉烟草顽疾背后无形而强大的推手。
吸烟人群始终维持3亿高位
王克安教授告诉记者，我国在2003年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签署《公约》前一年，我国卷烟产量1.75万亿支，10年后，我国卷烟产量2.58万亿支，增加近50%，占全球产量四成多。与此同时，我国吸烟人群数量始终维持在3亿以上高位，成年男性吸烟率高达50%以上，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的人群为7.4亿，居全球首位。据最新不完全统计，我国因吸烟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每年在140万人左右，约占全球总数三分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进展报告》中指出，全球《公约》履约满5年的国家，有40%以上对16类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有全面禁烟规定，90%以上国家均在6类以上场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政府办公大楼等有全面无烟政策。但我国仅在医疗和教育系统2类场所有全面无烟政策规定，只得到2分，排在末尾10%内。”王克安披露，同样位列倒数10%的还有中国的烟草制品税率，低于西太区和全球的平均水平，仅43.4%。而更不堪的是另一项评分，在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中国得分居然为0分！
裁判员运动员须各归其位
“由于我国《广告法》对烟草广告禁止范围的局限，烟草业得以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并已危害到儿童！”吴宜群教授说，针对吸烟率最高6个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巴西）的最新调查表明，我国5至6岁儿童对卷烟商标的识别率最高——86%的儿童能识别至少一种卷烟商标。
吴宜群同时强调，关于争论已久的“警示图形”，这并非警示标识的简单选择，而是愿不愿意采用最有效的方式警示人们远离烟草、保护广大公众的健康、拯救生命的选择，是公众生命权益和烟草业利益之争。“目前，采用图形警语的缔约方，覆盖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40%以上。大部分使用中文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均已使用图形健康警示，但我们迟迟未做到。”
在公共卫生专家看来，控烟10年虽取得一些进展，但与预期相差甚远。无论是烟草广告促销，还是图形警示上烟包难等，烟草业政企合一的现状恰恰是控烟的最大瓶颈。专家分析认为，各地方烟草专卖局很大程度上成了烟草业利益的代表，而未把公共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各地烟草专卖局与烟草专卖公司，既是主管烟草生产和销售的一方，同时也是烟草企业。既做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如此吊诡而强势的地位，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控烟目标呢”？
本报驻京记者 王乐 （本报北京12月5日专电）
本期策划：徐维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