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不久前，美国《科学》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有1958万人生活在地下水砷超标的高风险地区。在这份“中国水砷污染风险地图”中，内蒙古、山西、吉林、宁夏、青海、安徽、北京等地赫然在列。
“我国山西大同盆地、内蒙古河套盆地的高砷水问题尤其严重。两地饮用水中每升水的砷含量高达900微克以上，有些地区甚至超过1000微克。这要远远高于我国城市集中供水中砷含量不超过10微克/升、农村地区不超过50微克/升的供水标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郭华明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砒霜的学名就是三氧化二砷。尽管自然界中的零价砷极少，主要是三价砷与五价砷，但零价砷仍会对人体产生很大危害。同时，由于水中砷的活性大，不容易和其他离子发生络合、共沉淀或被吸附，因此其很难脱离水体。
“高砷水往往容易导致慢性砷中毒，形成地方病，出现手掌角质化、皮肤因为色素异常变花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致癌。”郭华明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我国地下水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在研究云南滇池富营养化的课题中，郭华明还发现，地下水流入滇池的氮磷量占到滇池氮磷总含量的30%以上。
“目前，我国地下水修复做得最多的仍是针对点源污染。如何有效治理地下水污染，尤其是面源污染，在技术上仍存在瓶颈。”郭华明说，地下水治理不仅包括水资源污染治理，还包括含水层中沉积物的处理。“这些需要地质、环境、化学、微生物、工程等不同学科的结合，推动相关研究发展和技术转移转化。”
技术和设备也是掣肘我国地下水治理的关键因素。国外仍掌握着水处理仪器的核心制造技术，而国内只能通过仪器进口尾随在别人后面作研究。
此外，郭华明认为，地下水治理也与人为因素不无关系。当下，科学界比较浮躁，一些人为了追求效益和利益，一窝蜂地扎进并不需要很多人手的领域，对一些关键的基础领域却重视不足。
为此，郭华明呼吁，我国地下水环境治理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并能在全社会和各学科之间形成合力，走出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