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丹□
连日来，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失范、科研造假等行为再次被媒体关注。多位业内人士直言，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让医学界领军人物深陷舆论漩涡是一种“悲哀”。但也有声音指出，院士是科学界的至高荣誉，严守科研道德应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
各方均认为存在学术失范
《耳显微外科》、《颅底外科学》和《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3本学术专著涉嫌抄袭，院士申报材料中涉嫌多处造假、谎报，论文涉嫌一稿多投和一图多用、任意篡改实验结果等行为，在王正敏事件中，是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
“是否抄袭，首先要看是否沿用别人已有的科研思路，第二要看是否真正进行了自己的研究，第三要看研究数据以及数据分析是否客观真实，第四要看文章体例、组织、语言是否借鉴或照抄原文。如果不符合上述四点，只能说是学术不端行为。”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表示，上述著作中引用国外相关著作的图片是否妥当，要看是否得到了被引用人的同意，此外，应该在图片中标明来源。
对于复旦大学回应的被引用人、王正敏院士老师乌果·费绪已为王正敏涉嫌抄袭的图书作序，邓利强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完整地读了全文；另外，王正敏没有标明图片来源，虽不是抄袭，但确有不妥。”
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戴朴教授表示，在世界层面的人工耳蜗大会上，王正敏的老师乌果·费绪曾多次赞扬王正敏将其手术理念引入中国并快速推广，促进了更多医务人员了解并选用恰当的方法解决困难的外科手术问题。“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做法确有不妥。”
此外，戴朴坦言，在2000年左右，老一辈的科学家都认为在中英文不同语种的杂志上发表同一篇文章是可以的。“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当特殊。我国《著作权法》1990年才颁布，2007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才发布了‘关于一稿二投和重复发表问题的处理原则’，当时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在科学界还相当薄弱，可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国际化进程中被倒逼出来的。”
在邓利强看来，有违学术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让人心痛，因为科学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院士这一科学界至高荣誉，其公信力便在于此。
“我认为，王正敏院士现在要做的不是去解释，而是自省，展现一个学术大家应有的气度。”邓利强说。
吸收再创作“何错之有”
对于王正敏被斥“克隆国外人工耳蜗冒充自主研发”一事，业内专家表现出了力挺王正敏的态度。
“对于任何一个高端产品，解剖、分析、消化、吸收，再进行自主创新，是每个科研团队开发新一代产品的必由之路。”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张道行教授说。
张道行坦言，上世纪90年代，王正敏获赠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人工耳蜗，并进行拆解、分析研究，是每一个有经验、有思想的科研团队都会做的事情。而当时研制出的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对于我国相关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显而易见的是，当时澳大利亚人工耳蜗价格为19.5万元，正是因为国内产品陆续上市，目前相同型号人工耳蜗价格已降为12万元~13万元。这就意味着更多国人可以有机会接受治疗。”
“直到今天，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依然在我国临床广泛使用，如果真的存在抄袭、克隆，为什么这家公司没有诉诸法律呢？” 张道行反问。
“去年9月，我参加了亚太人工耳蜗大会，在展厅里我看到的情况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张道行说，电极设计是人工耳蜗核心技术之一，十几年来，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均以弯电极为主打，今年也有美国公司以弯电极为卖点，在展览会上宣传新产品；同时，奥地利人工耳蜗以软电极、长电极为特点，今年澳大利亚在国外上市的新产品也以软电极、长电极大肆宣传。这说明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大家都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最重要的是取长补短，同时不侵害别人的知识产权。
“试想，如果没有王正敏的开创性成果，当前我国人工耳蜗发展可能仍是零。”戴朴说，我国的高铁、高端武器其实都有借鉴国外技术的情况存在，如果把吸收再创新视为科研造假，就是打掉了国产工业的一大核心技术。事实上，像人工耳蜗这样的复杂电子产品，不是打开看看就能学会的，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很多媒体却没有看破。
失声与热议对比强烈
事实上，从2012年年初，王正敏的学生王宇澄向复旦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实名举报前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到近日事件被央视报道，业内外的议论之声从未停止，且愈演愈烈，有人骂、有人挺，但中国科学院等却没有作出及时的反应。
邓利强说，科学问题相对复杂和专业，如果事情真出现纠纷，法院也会委托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就事情进行论证，但重要的是要遵循回避原则，涉事一方不参与讨论。而事实上，目前唯一发出声音的单位是王正敏所在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同时，我国也尚无解决类似问题的工作机制以及第三方评判机构。
“只希望这个事件别像很多问题一样，悄无声息地就结束了，没有人出来捍卫真理。”戴朴在采访最后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