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 丹 王潇雨□
医疗领域一直被互联网行业视为难以攻克的“堡垒”,近一两年来,一些先行者已经开始破冰出行。2月13日,在“倒春寒”笼罩的北京,来自各个行业的人士在健康报社围坐在一起,讨论着移动健康行业的发展趋势,充满激情、温暖与梦想。
互联网健康服务让各方受益
“50位医生、128张床、24张ICU床,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的现有配置。2013年,中心门诊量达到55029人次,比2009年增加4.4倍,住院患者人数4011人次,比2009年增加3.2倍,外科手术例数2439例,比2009年增加2.9倍。此外,病人来源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地区病源仅占9%;在所有病人中,约有50%的患者就诊渠道来自于网络。”如果想追问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给医疗机构、医生、患者带来了什么,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刘迎龙教授在主题发言中给出的这组数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在刘迎龙看来,互联网为自己带来的满足感,是患者得到了实惠。
“治疗婴幼儿的心脏中心少,家长常常是病急乱投医,常常错过最佳时机。而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就是互联网。”刘迎龙介绍,从去年起,该院小儿心脏中心便在网上开辟了入院三部曲,即患儿家属在网络上提交病历资料,网站助理帮助整理材料并与医院确认,患儿入院治疗。“这样一来,心脏病患儿住院天数可以控制在10天左右,极大地节省了时间成本和医疗成本。”
“患者需求就像一个风向标。”“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在发言中称,当前很多患者已经把网络作为了解医疗信息的一个主渠道,这会导致很多服务提供者去构建新的服务平台,吸引医生不断参与进来,从而让患者进一步获益,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推动行业产生变革。
事实上,这种变革已逐渐侵入主流领域。
“有一句俗语,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它的意思是我们要创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金昌晓为与会嘉宾描绘了未来医疗机构在互联网时代的理想运作模型。“我们会在今年尝试利用微信沟通医生、患者、社区以及合作单位。未来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中整合医院、科室、专家信息,药品、耗材收费标准,以及预约分时段就诊等便民服务,同时开通支付功能,真正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同时,加强医患沟通,进一步改善医患关系。”
移动健康服务“在路上”
作为年轻一代创业者的代表,“紫藤皮肤医生”创始人卢杰直言:“做好移动医疗和移动健康服务,关键是要有主见、有理想,敢于对传统模式提出不同看法。”
卢杰认为,互联网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完全打破了信息的区域局限性和时间局限性,而移动互联网又在这一基础上把数据量进一步扩增。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改变医疗行业,首先就是借助上述核心要素,改变整个医疗服务传统行业的协作模式,例如就诊前的院外咨询、就诊后的院外管理以及线上患者教育等。第二是有效利用互联网数据传输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极其宝贵的数据资料。第三是要坚持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事,最核心的体现就是用户需求至上。
“杏树林”创始人张遇升以及“掌上浙一”创始人尉建锋则同时提出,如何确保互联网医疗数据安全和隐私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与医生有很多合作,其中涉及大量病历资料。有的合作者就提出,患者的资料在网络上是否安全。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名为HIPPA的标准,用以规范患者相关医疗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但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类似的标准,因此相关的研究非常值得去做。”张遇升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提出,引导移动健康行业健康发展,顶层设计以及制定与此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至关重要。他表示,移动健康以及互联网健康服务是当前国际信息发展的大趋势,但应该严格区分上述两个概念。如何将客观准确的信息在移动世界整合、优化,最终为用户服务,形成规范化的健康服务体系,是真正需要思考和探索的。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的实话实说,给论坛带来了轻松的氛围。“所有的运营可能不是一线医生考虑的事儿,医生关心的是我的价值怎么体现。否则,就算互联网从业者想得天花乱坠,没有人去用这个东西也是枉然。”
在尹佳看来,当前一些医生从在线医疗健康服务中获得一定收入,是一种可接受的激励模式,同时,一些年轻医生通过在线解答问题,急人所急,也能实现自我价值。“虽然现在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在线回答患者问题,但我每周五会抽一个时间段,把号源全部给通过好大夫在线预约的患者。开放这样一个窗口,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不用通过号贩子,而是经过我在网上预约,其实是真正让患者获益。”尹佳说。
要以包容心态接纳新事物
作为移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携手的探路者,好大夫在线成立至今已有7个年头,创始人王航在谈及企业发展困境时,仍自嘲“上层管理部门无人对接”。“我们一直研究这个行业,想跟领导机构沟通行业发展现状,但苦于找不到对接部门。特别是一些管理机构了解到我们做的不是诊疗服务时,就不管了。那我们新的业务跟谁沟通?还是没人。”
上海第一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龚晓明也提出,当前“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根源,是各地区各级医疗机构间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而移动互联网上的很多医生继续教育内容用户需求强烈,却难以申请学分。不仅如此,当前移动互联网的远程医疗不被政策允许,很多医疗机构不愿分享医生出诊信息,拒绝开通化验单远程递送等,都是一种对移动健康行业“关门”的态度。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雷海潮直言,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网上支付这些热词,在医疗卫生系统出现甚少,究其原因是主流领域对移动健康这类的新兴行业缺少开放、包容的心态。政府在政策和法规层面,还没有尽到接纳、引领、规范的引导义务。
“在实践过程中,如果没有弄清一项新技术是好是坏的时候,就首先说‘NO’,把这些新事物封闭、屏蔽,是错误的。事实上,不论是移动健康、移动医疗还是互联网医疗,最好的、开放的思路是去探讨研究,并制定基础性的行业标准和规范。”雷海潮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怎样借助信息技术,来满足新的需求,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命题。”代涛表示,“在推动移动健康领域各方资源整合过程中,存在知识传播、技术、利益、法律等一系列问题,既需要顶层加强设计,同时也需要实践者不断积累,少一些教训,多一些经验。”
在此次论坛中,作为负责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管理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处长石琦透露,今年该部门着重开展的工作就包括修订《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管理办法》,研究健康促进类健康服务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