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965年经全国统一高考走进北京医学院开始学医，1970年毕业开始从医，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社会和其中的医务界价值观单一：为人民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学雷锋、焦裕禄、王杰…….医学界最令人感动的故事是“为了61个阶级弟兄”，医生们的最崇高的榜样是白求恩。在急诊遇到危重患者，接诊的医护人员会马上奋力抢救，不能问家属有钱么。
我和老师们、同事们和同学们经常反思自己的问题是要“批判”和克服“爱病不爱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那时代，当医生，管病房，愿意多收和多管一些能学到医学知识和技术的病种和患者，愿意多有点机会能上级医生学点手术技能，可能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缺乏兴趣和热情。当时工资级别是固定的，没有奖金与灰色收入，谈不上“爱钱”，“爱钱”也不能实现。那时代，我和老师们、同事们、同学们也批判过对选择医生职业的一种理由，当医生是铁饭碗，那朝那代都吃香，没有哪个社会能离得开医生。甚至后来在文革中有人开展大批判时，编出更生动的说法：“学医是橡皮饭碗，掉在地上蹦得高，拣起来不用哈腰。”但总体而言，做医生，学医学制长，需读的课程多，毕业后与理工、文科学制短的毕业生工资一样，但医生职业在社会上是受人尊重的，医患关系是和谐的，尽管做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也是需接受再教育的“第九类“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世界医学新技术、新药物和新设备的引进、应用、推广和开始有一定创新工作和能力，医院的建筑、病房的硬件条件、门诊量和床位规模、每年大医院的毛收入…..都有目共睹。医生和护士们越来越忙，门诊和住院病人越来越多，患者患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门诊医生每个病人问诊的时间越来越少。医护人员仍然忠于职守，热爱自己的职业，在尽职和奉献，但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怨声不绝于耳。“挂号起五更，排队一条龙，候诊数小时，看病5分钟，患者不满意，医生头发懵”。扶起摔倒的老人本是很简单的事，却成了涉及道德和诚信的大问题。
问题很明确，但不能持消极态度。改变现状肯定需从体制上改革，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布局中寻求答案，政府应有主导责任。例如郑永年先生近来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提及的社会政策问题，同住房和教育一样，医疗不能太产业化和商业化。在未来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应注意更好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在经济发展同时，要充分注意提高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措施。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基础，道德和价值观难以做实。
在这篇随笔中，我想重点讨论作为当今的医生，尤其是被称为或自认为是专家学者的一簇人，应该做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并有待逐步完善，价值观取向多样化，功利化的潜规则盛行，形形色色名和利的诱惑。从学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候任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申报课题基金，发表论文直到评院士.....都需要“运作”。所谓“运作”，一要有关系，二要经济手段。换届评审规则是念给大家听的，不敢讲全部或大多数，但在相当常见的情况下，起作用的是“潜规则”。
我读了郑永年先生的一些言论，感触颇深。最让我认同的是，他强调知识分子和学者当然包括医务界的价值观、社会责任和知行统一。
郑先生谈到，他出生在农村，上大学前一直当农民，1980年代上大学期间受校园中风行的存在主义，如萨特的影响很大。相信人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每天24小时做什么，不做什么，是你的选择。当今生活中诱惑太多了，要什么不要什么，也都是自己的选择。
郑先生与太太都是学者，他们共同选择简单生活，有较多时间读书、做社会调查和思考问题。他经常对学业有成的子女们讲，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为社会考虑。知识分子没有社会责任肯定做不好。
郑先生又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和学者一定要知行统一。不但要善于找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和人民大众的需求，并且要结合实际，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身体力行，为改变社会做出实事与实效。
马克思讲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郑先生说，一个社会要进步必须知行合一。学者的任务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架起桥梁。人不能光生活在自己构建的理想中，人类从不缺少理想，但99%的理想都死掉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和学者包括医务界当然属匹夫们吧。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更强调了医者的责任，不仅仅是对经治的每一位患者和生命的责任，也有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参与医药卫生改革，推动医疗保健公平可及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只知道永不知足地在自己头上戴光环。
长城国际心脏病学大会从不足百人的冠心病介入和经导管射频消融的技术培训班，发展到规模超万人的国际化综合心脏病学、引领心血管病预防康复、电子医疗保健服务和医疗模式创新的大舞台。如果说得上一点成功的话，是它找到了心血管医学事业发展、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未被满足的需求（Need unmet）,并且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找到了搭建这个舞台的规律，实现了阶段性目标。心脏中心结构、绿色通道、胸痛中心、双心医疗模式和五个处方等我国心血管病预防和康复的思考与实践都是知行统一的努力探索与奋斗。
人生恨短，不是去挖空心思耗尽体力去争名抢利，头戴多少帽子光环都不嫌多不嫌沉重，而是要抓紧时间干正确的事。正确的定义----符合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大众需求，又符合社会和事物发展规律。办医院当医生背离公众健康和患者利益，违背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盲目争规模，争数量，攀比毛收入，手术量和支架数，过度医疗，在患者身上查的过多，做的过多，无论一时多辉煌，最终都是“一地鸡毛”和一堆泡沫。这些行为把神圣的医学事业，令人尊重的医生职业“价格化”了，而且收入是“毛”的。
目前，我们的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心血管医学要尽快转型，实现V2V（From Volume to Value)、Q2Q(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和I2P(From Intervention to Prevention including Second Prevention/Cardiac rehabilitation)的转变，重塑医师职业精神，高举公益、预防、规范和创新的旗帜，推动医学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和回归基本功。
母亲生前多次讲，为挣钱就不要选医生职业，医生是需要博爱精神的职业，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医学生的第一课是医德课。给病人开不必要的检查和贵药，对不起病人，也对不住医生的良心。医生最高兴的事是为患者解除了痛苦，看到患者痛苦而来快乐而归。
郑永年先生讲得好，“学者与社会的关系，有点象医患关系。首先要诊断社会问题何在，底线是不能越治越坏”。今天给患者放了4个支架，半年后又得心肌梗死，又放了一个支架，3年后又搭桥了，5年后心力衰竭了......不能只治不管，只卖汽车，不办“4S店”。患者需求的不是一次性手术，而是需要全面全程（终生）的医疗管理、服务和关爱。只靠技术不行，硬技术必须软着陆，承载在预防、治疗、康复的综合服务体系之中，技术才有价值，疗效才可持续，医患才可和谐。医疗费用才可支付，医疗卫生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还是用郑永年先生的话结束我的这篇总编随笔。他说，好的学者就是要不断发现问题和寻找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会的机会为自己赢得“喝彩”。那样做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人是有价值的，但要拒绝被价格化。他说，我个人生活很简单，就是读书、写书，社会调查。
人如果要做些事情，要有三个感觉：“饥饿感，劳累感和孤独感。男人尤其如此”。一次在长沙开学术会，我坐在张维中教授旁边，他问我：“你是否会有时感到孤独？”我几乎无需思索地回答张教授：“我享受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