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德曾看到一篇来自某县级医院的医学论文，称一年看了257个间质性病变的病例。作为全国知名的免疫专家，王承德坦言，这样的疑难杂症他一年也看不了几十例，“这么多病人都集中到一个县级医院是不可能的，纯粹是造假”。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医生晋升、评职称都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论文要求，不少人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外，不得不论文造假。只要掏钱，就有专门写论文的公司来帮忙”。
面对一屋子有着教授、博导头衔的委员，王承德话锋一转：“当然，我不是说你们的论文也是造假的。”这句话引来了满堂笑声。
王承德委员介绍，目前在我国，医学生毕业后，一般要经历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晋升过程，除时间要求外，还需要专业外语考试、论文及参与科研项目等硬性条件。这大量耗费了医生的精力，治病救人本身则被放到次要的地位，“高职低能”就是由此产生的。
王承德委员提议，相关主管机构成立联合调研组，制定一个合理的、适合中国临床医师的考核标准。
关于“人”的话题，也一直是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委员的关注焦点。
“作为医生，应该把治病救人作为主要任务，把心思放在病人身上，这是基本原则。就算是苏格拉底誓言，从来也没说过要写多少论文吧。”在黄洁夫委员看来，现在的政策驱动容易导致一些医生把写文章看得太重要，把老百姓看病的感受看得太轻。
“但另一个方面，医生要不要写论文呢？我觉得还是要的。假如一个医生，不能很好地学习国外的经验，不能在临床工作中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一定不是个好医生。”黄洁夫委员建议，要在二者间找一个平衡点，把医生对病人的服务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附加一些论文要求。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委员透露，目前北京正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展医生薪酬制度、职称制度改革的调研，“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基层的人力资源不足。”
而在全国层面，黄洁夫委员坦言，类似的工作还比较滞后。
“医改总是集中在物，集中在钱，很少或是基本上没有集中在人身上。其实人是最关键的。”黄洁夫委员说。
他以全科医师的培养举例：“一般人认为，全科医师要到社区去，实际上全科医师也是专家。可现在，国家没有相应的政策扶持全科医师，现有政策都是有利于专科，全部都是硕士、博士，没有办法了才去做全科医师。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正是这些全科医师。”
“我讲过一句话，实际上，中国目前没有一所公立医院，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现在的医院，93%都要靠自己去挣钱发奖金、发工资、买设备，只有7%的钱是政府投入的，所以医院的整个结构就是趋利性的。”黄洁夫委员批评说。
他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上世纪80年代，他还是一名年轻医生时，手术台上常用来止血的明胶海绵两元一包，里面有3片，足以止血。如今在三甲医院，用来止血的止血纱，不仅型号众多，而且价格昂贵。“你能怪医生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他不创收，在科室里工资就是最低的。”
在黄洁夫委员看来，国家其实对医疗卫生投入不少，从2005年的8000多亿到如今的3.1万亿，“你不能老说政府不给钱，如果机制、体制不变，医改很难走出困境。”
他曾深度考察过台湾医改。1995年，台湾开始实行医改。当时，80%的医院由政府创办，如今这一数字降至16%。其医改的核心就是，医保将三保合一，医院不向老百姓收钱，而是找保险拿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医院自动地走向了市场，台湾的民营医院，如长庚医院，成为许多地方考察学习的典范。
“我们为什么学不了呢？为什么厦门办的长庚医院不成功呢？”黄洁夫委员认为，“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行。”
他直斥目前存在于医疗界的乱象：“医护比例不合理，高级人才和中低级人才的配比不合理。现在一个医院里，教授是最多的，副教授也是满满的，主治医生很少，住院医生就更少了，这是一个很畸形的导向。”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1个教授，两个副教授，4个主治医生，8个住院医生。三五年之后，这些住院医生成熟了，老百姓就有资源了。”
尽管对目前医改存在意见，黄洁夫委员仍表示要“帮卫计委说两句话”：“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这几年，卫计委为推动医改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大家对医改有个误区，好像就是卫计委没有做好，其实在医改过程中，卫计委只是一个部门，掌握方向盘的不是他们。我们有8个部门在管医改，卫计委是权力最小的，也是受指责最多的。”
在黄洁夫委员看来，在医改层面，目前还没有摆脱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没有形成一个合力。每个部门都做得很辛苦，包括卫计委，做了很多工作，可是，都没有做到关键之处。
“医改的关键还是在体制，要在‘人’上想办法。”黄洁夫委员说，对于医改，他仍旧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