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诊疗，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代涛认为，《建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特别突出以人的健康为中心，需要切实转变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方向，从原来的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向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转变。强调“预防为主”早在2012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就提出了“健康中国”概念，并在当年的中国卫生论坛上发布《“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健康中国”，这符合当前“价值医疗”的规划理念，即强调“预防为主”，逐步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以预防花十元优于治疗花百元的方式，最终实现医保控费的目的，推动医疗资源的下沉、解决“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等看病难问题。早在9月初，国家卫计委已着手《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应亚珍长期从事卫生财政领域公共政策研究，她表示，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已经界定清楚，“三医联动”的改革框架和路径已经清晰。所有这些，都是“十三五”规划实施及目标实现的有利条件。“当前较为迫切的任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三医联动’改革框架下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困难和问题依然突出，体制机制改革必然触及利益格局调整，这一利益格局，不仅是指经济利益格局，也是指部门权力格局。公立医院改革推向纵深，正在遭遇既得利益主体（部门或个人）的阻碍。包括医药流通领域以及延伸的医疗服务环节的各利益主体，医院人事编制、工资等管理部门，医保管理部门，价格管理部门等或多或少的障碍。”应亚珍说。应亚珍认为，改革过程也是对改革决心、信心、智慧和耐心的考验。首先是政府的改革决心是否足以撼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其次是各方是否有良好的改革预期，对改革结果充满信心、充满期待，这关系到各方参与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三是改革决策层、实施层的智慧。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其复杂性及难度之大众所周知、举世公认，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技能，方能游刃有余、稳步推进，实现目标。最后是各方的耐心。体制机制积弊“非一日之寒”，要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花费一定的时间，急于求成，将适得其反。医药体制改革是关键和难点就“三医联动”而言，医药体制改革，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的切入口，是关键，也是难点。应亚珍认为，通过前期的公立医院改革实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解决“以药补医”的问题，实施“药品零加成”政策是必要的，以此撬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但仅仅实施“药品零加成”政策还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改革药品招采机制，深度挤压药品、医用材料在流通领域的价格“水分”，切断从流通领域到服务环节的利益链条，消除医院和医生因经济利益驱动导致的管理偏差和服务行为不规范，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彻底解决医药领域的“资源浪费”问题，实现药品和医用材料的“量价齐下”，腾出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实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为改革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提供资金来源。在她看来，这一改革框架付诸实践，将收到政府筹资压力不增加、医保基金可承受、老百姓（50.45， 0.00， 0.00%）健康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医务人员受鼓舞、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成效。目前来看，福建省三明市的公立医院改革已经初步收到了这一成效。应亚珍表示，医保体制和支付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公立医院改革推进的“短板”。近年来，公立医院医疗收入中，与医保基金直接结付的比重逐年上升。2014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45.8%，说明医保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报销政策（报销比例和范围），对公立医院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断加深，也对医疗服务行为影响显著。本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提升整个卫生服务体系的绩效，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正是基于这一目标提出来的。应亚珍建议，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需要着眼于几个主要方面：一是要加大宣传引导，转变群众就医理念。二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能力，调动服务的积极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机构的补偿机制，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激励适度的运行机制。要考虑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让大多数基层机构通过服务提供保障运行，提高职工收入待遇。三是充分发挥医保的经济杠杆作用。综合考虑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和病种，制定适宜的医保支付标准和报销政策，引导医疗机构的服务提供以及病人就医选择。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将带来卫生服务模式和就医格局的“双重”变化，有助于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