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专家号不加号？脑死亡立法为何只闻其声不见落地？基层医院如何留住优质医疗资源？8日，在江苏团驻地，几位来自医疗卫生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媒体集中采访，就医改热点话题进行互动。 取消专家号加号，怎么看？ 21经济网记者：近期CCTV曝光上海瑞金医院黄牛倒号，引起各地卫计委关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大医院相继“取消医生尤其是专家现场加号”，各位代表怎么看？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心胸外科主任陈鑫：专家号限号，从深层次分析仍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老百姓说“看病难”，说到底是结构性的难，优质医疗资源稀缺，而医改就是要合理分配优质医疗资源。国家卫计委最新统计显示，分级诊疗试点后，大城市大医院门诊量同比下降。去年11月、12月以来，我们医院门诊量下降9%，但住院量并没有减少。大医院三甲医院本该花更大力气解决疑难杂症，专家号如果一味加号，势必缩短每个病人得到诊断的时间，或者超负荷延长专家门诊时间。可通过分级诊疗，使大医院专家集中更多精力攻克疑难杂症。 为脑死亡立法难推进，难在哪？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医改进入深水区，医学上一些观念变化引人关注。比如“为脑死亡立法”，目前进展如何？迟迟未能立法，对医疗实践有哪些不利影响？ 陈鑫：“脑死亡”指人脑受到不可逆损伤、先于心跳呼吸停止而出现的死亡，截至目前国内外尚无抢救成功者。我连续3年提交为脑死亡立法的建议，全国人大书面回复的主要意思是，涉及复杂的医疗鉴定问题，与现行法律法规有抵触，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长远来看，为脑死亡立法有多方面的需要：一些病人实际上已符合脑死亡诊断标准，但医务人员不得不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家属为此付出大量医疗费用和精力时间，还造成医药资源巨大浪费，对其他可救治患者来说也不公平；器官移植发展需要，在中国，移植技术和医疗服务超前，而相应立法滞后，可将脑死亡立法的呼吁与器官移植的发展需要暂时分开讨论，以免产生动机上的误解和伦理学上的批评；普及“脑死亡”概念，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死亡本质的认识，有利于与国际医疗常规接轨。 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刘璠教授：中国传统上以“心死亡”为判定标准，其实“脑死亡”概念已被全世界医学界广泛接受，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先后立法，承认被确诊为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会功能就此终止。 留住基层医生，怎么留？ 新华社记者：如何让基层留得住医生？如何让医学生安心学医？ 全国人大代表、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建议尽快落实基层医疗从业人员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提高他们的待遇，增加参加培训、交流、深造的机会，利用“互联网+”时代便利打开学习通道。多措并举，稳定基层医疗人才队伍。 陈鑫：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立以来，规培期间待遇问题就是医卫界热议的焦点。住院医师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生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国际通行惯例，但配套措施要跟上，提高待遇、保证培训质量。一个医学生经过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的学习，平均年龄已29岁，还要进行3年规范化培训，期间待遇不高，与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金钱成本严重失衡。很多规培生需解决住房问题，又处于婚育年龄，其压力可想而知。建议适当提高规培期间待遇，注重对培养质量的考核和激励，规培基地的选择与审核必须严格，不能挫伤学医行医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的应有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