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点，60岁的刘晓雁的诊室里已经挤着6名家长。 她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下简称：儿研所）皮肤科主任医师，也是儿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专家。 已经退休被返聘的刘晓雁每次出诊都是特需号。在她的门外，仍然有至少100个病历本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儿家长。而皮肤科的普通号有5位出诊医生，他们挤在4个诊室里，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一千多名患儿。 2015年，儿研所的三百多名医生诊治了216.97万名患儿；北京儿童医院的就诊人次则达到317万。这两家儿童专科医院的工作强度折射出儿科医生的人才缺口。 国家卫计委的数字显示，在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达到20万人。 “累、穷、险是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 早上8点是刘晓雁的上班时间，但她总会提前在7点半出诊。在这间10平方米的诊室里，两位主治医师坐在刘晓雁对面，作为她的助手。她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一百多个患儿的诊治。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许鹏飞在儿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让他难忘，他清楚地记得，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看了170个病人。 28年中，许鹏飞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次值夜班的儿科医生只有1位，高峰时，他要面对将近200个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开不了车，精神太紧张，太累了，踩油门都难。”许鹏飞只能在医院睡一觉再回家。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当班也要转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说，“我们都不算小时，只看有没有时间休息。”而在儿研所，儿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时，内科一次连班则达到48小时。 如今，许鹏飞不再上夜班，10个年轻医生成为儿科急诊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医生同时怀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来，剩下的人就要弥补这个工作量。” 2015年，许鹏飞有3个同事辞职，“压力太大了”。但招聘儿科医生却一直是医院的难题。2016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招聘来参加面试的只有1位。许鹏飞说：“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医院更愿意招收有临床经验的临床型博士，因为科研型博士需要医院重新培养，经历3年的轮转期，3年内将无法出诊，这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减轻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现在我们退而求其次，但科研型博士也都没人来。” 王斌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医学院扩招本科，毕业生并不少，都说就业困难，但儿科反而招不到人。” 医药英才招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底，儿科医生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比上涨1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同比分别上涨19%、23%、18%；二线主要地区，四川、江苏则分别同比上涨22%、21%。 儿科医生的紧缺状况在二、三线城市更为突出。2014年上半年，大连市公开招聘儿科医生却无人报考，大连儿童医院一年内共有4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辞职。在河南，平均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在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 “七八年制的医学生几乎没有干儿科的，真正自己选择儿科的比较稀有。”王斌说，“成人科挑剩下的、没有好地方去的才去儿科。” 1999年，医科院校的儿科系停止招收本科，这被认为是儿科医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协委员写下联名信，呼吁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如今，国家卫计委正协调教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将成为卫计委2016年的工作要点之一。 2月24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称：“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 然而，同样不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相似的困境。医生中还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 “医学应该是全科教育。”不止一位儿科医生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不认为不设本科是儿科医生荒的主因。 李昕是江苏一所211大学临床五年制的医学生，在大专业分流时，学生要选择临床或儿科。李昕记得，当时一个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为他们讲解儿科医生的职业规划，学校也鼓励学生选择儿科，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奖学金倾斜、优先保研，甚至这家三甲医院愿意100%接收儿科毕业生。“其实我当时有点心动，但别人都说傻子才选儿科。”最后，儿科方向的40人名额没有招满，将近200人选择了临床。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恢复本科专业，人家也不来。最后变成分数不够被迫去读儿科有什么意义？”王斌并不认为医学院校招收儿科本科生能解决如今的困局，“这个职业不受待见，不受尊重，谁会来做呢？” 喊打喊杀的家长们 9点57分，工作将近4小时的刘晓雁第一次起身，她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保安开始维持秩序，“看她的号不要着急，要拿出五六个小时的准备。” 走廊里，孩子尖利、无休止的哭声让这里的噪音一度达到高分贝，相当于站在一条无法听清对方谈话的马路上。诊室里，一个父亲热得撩起衣服，露出肚皮。有的孩子站到椅子上、甚至医生的桌子上。“一天下来，脑子都是蒙的。”一位医生说。 儿科医生长期面临的是嘈杂、无序的工作环境，还有更为尖锐的医患矛盾。“在外国，医生不会在孩子哭闹时看诊，要等孩子平静下来才行。”王斌介绍说，“在中国，孩子在哭家长都要一巴掌扇过去，如果我们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平复好再回来看病，家长都不能接受。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魏琪（化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已经排了3天队，他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早上8点就来候诊，但直到11点也没有排到他。 在刘晓雁离开的一小时里，门外的叫号护士撑着太阳穴，看着面前几十个病历本说：“今天看得慢了，对你们负责才看得慢啊。” 但依然有家长对她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为了挂号，这位家长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但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一名穿过人群的医生被患儿家长训斥：“看着点，别碰着我孩子。”医生没有搭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不算什么。”另一位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疗危重症患儿，他们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发短信威胁“要杀你”。对他来说，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 在许鹏飞眼中，风险最大的是发烧等变化快的儿科疾病。曾有一位患儿从发烧就诊到离世只有3天时间，“看得越多，面临的风险越大，出了问题没人保护。”如今，许鹏飞希望能渐渐取消自己的门诊，把重心放在治疗过敏、自闭症防治等专业病上。 儿研所宣传中心负责人池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当出现医生被刺、被打的新闻时，有的医生甚至不愿坐在背对门的工位上出门诊。 一名儿研所的保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见过吵架的、打孩子的、拼命给医生塞红包的、甚至醉醺醺的家长。还有家长阻止医生下班，“她为什么下班？她有孩子吗？” 一位上海的儿科医生在朋友圈写道：“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泪……”刘晓雁的一位同事复述这段话时，红了眼圈。 更加脆弱的是一位郊区二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场，因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上班前诚惶诚恐，心里直哆嗦。” 12点35分，在诊室门口被家长抱在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一个血管瘤患儿家长拿着孩子的照片冲进刘晓雁的诊室。“好多人都是问一下、问一下，能排队问吗？”叫号护士没能拦住他。一直笑容满面的刘晓雁终于说了一句重话：“你们都说着急，然后就理直气壮直接插进来。”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还有9个家长抱着4个孩子挤在她10平方米的诊室里。 1点40分，护士走进诊室，拦住还在排队的患者说：“主任要吃饭了。”但20分钟后，刘晓雁才结束了上午的看诊。 她坐进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8个医护人员挤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时面条已经提不起来，这是护士1小时前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来的午饭。“儿科医生不需要同情，哪个科室的医生都辛苦，就像各行各业都需要尊重。”刘晓雁说。 可是，“这个行业、这个群体充斥着不被尊重的感觉。”许鹏飞说。1个月前，他终于决定不再为病人加号。“这样看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怎样透支自己的身体，患儿也不会减少。” 2015年，中日友好医院儿科急诊楼的玻璃被家长砸碎了。在成为一条简短的社会新闻后，事情不了了之。许鹏飞觉得心寒，“砸就砸了，赔钱就完事了。” “亏本买卖” 虽然，“被承认的感觉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儿科医生的付出和收入难成正比是医生中绕不开的话题。 2015年，王斌的科室创收九千多万元，这在儿科几乎是天文数字。“我们是院里的优势学科，创收能力强，因为大多是危重病人，需要各种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但医生的劳力并不值钱。”有家长问王斌：“你年薪没有400万也得有300万吧？”王斌苦笑着说：“我工作10年不吃不喝一共能有200万吧。”50岁的王斌是正高级职称，同时是硕士、博士生导师，如今年薪不到30万。 王斌和许鹏飞都工作了将近30年，至今没能在广州、北京买房。据医药英才网招聘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儿科医生的平均月薪分别为7317元、8907元和6893元。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这样的收入差距，让年轻的儿科医生向许鹏飞抱怨：“同学聚会都不敢去。” 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儿科用药比成人科室少很多，也意味着儿科医生的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医生。譬如，一个止咳的氨茶碱片，1岁以下的儿童吃五分之一片，成人则吃1片。 201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在全国卫生工作会上提出，2015年，所有公立医院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这将是“十二五”医改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 而公立医院的创收压力仍在增加，“医院院长每天早上醒过来，要是知道医院亏本，他得自杀。”一位儿科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医疗机构仍然难以做到“收支两条线”。 2015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两会”上提出，虽然医改目前实现了医保广覆盖，但公立医院80%的收入仍要靠医务人员创收。“政府给医院的支持不到医生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根本体现不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永远不能做到医药分家。” 在三甲医院里，儿科在经济上的贡献率是最小的，几乎是亏本“买卖”。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对儿科主任说：“我不求你们挣钱，别拖后腿就行。” 医生待遇低、工作强度大，患者就医体验差，医患矛盾尖锐，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医学生对儿科望而却步。“如果儿科医生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穷巴巴、这么辛苦，还要负这么大责任，为什么还做医生？”一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 “现在的医改更强调覆盖全民，逼着医生把所有老百姓服务好。但是，逼得了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来了啊。”王斌说，“如何吸引社会精英进入这个行业，让这些医生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才应该是医改的方向。” 作为领导，王斌也会告诫年轻医生需要“奉献、艰苦奋斗”，但他也知道，“仅仅依靠精神力量能支撑一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吗？” 难解的应对方案 下午4点，中日友好医院儿科门诊的楼道里仍然挤满家长。4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几乎是标配。这让医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为4个家长答疑解惑。“每天面对这么多人，难免有时候说话就简单了。”许鹏飞说，“精力有限时，实在没法加号，患者就说你没有医德。” 2016年2月19日，北京市医管局决定，市属医院将建立移动预约挂号系统，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单，由医院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额度。 在刘晓雁看来，一些行政干预让医生更加为难。1月30日，针对“儿科医生荒”，国家卫计委做出工作安排：“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儿科医生，都难以理解这项措施。“儿科医生不足，内科医生顶上，这不是公开让内科医生非法执业吗？” 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也就意味着儿科和急诊医生可以获得降分录取。 “降低门槛只能让人以为儿科医生是成绩最差，在医生里是劣等的。”这样的做法令儿科医生心寒。不止一位儿科医生如此抱怨，“主管部门觉得儿科不重要，可以被随便替代，也可以降分录取，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什么人都可以做儿科医生。” 晚上8点，刘晓雁终于送走最后一位患者，关上了运转将近13小时的电脑。而前一天，刘晓雁晚上9点才离开医院，比她更晚下班的是科室护士。 “年轻大夫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干。”刘晓雁说，自己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每周三，她也会在就医环境更好的私人诊所出诊，在那里她的出诊费至少是儿研所的4倍，她有更大的办公室和更安静的诊疗环境。刘晓雁打了个哈欠继续说：“因为我知道，还是在公立医院能面对更多、更普通的患者。” 2015年12月18日，儿研所的门诊信息系统瘫痪了大约9小时，全部改成手工作业。医生们自嘲：“电脑都累了，何况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