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以来，一些大医院儿科停诊引起人们关注。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儿科医疗保健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今年两会上，“儿科医生荒”问题被代表、委员热议。有数字显示，目前执业的儿科助理医师为11.8万名，至少还缺10万名，缺口之大令人惊讶。为什么出现了儿科医生“职业荒”？如何让这一职业重获吸引力？记者进行了采访。 医生超负荷工作，儿童看病依然难 前几天，北京张先生的孩子高烧一直不退。“孩子还不满一周岁，想去大点的儿童医院，却发现根本挂不上号。”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得去普通的综合医院儿科就诊。综合医院看病的患儿也不少，张先生夫妻两人只能抱着孩子，在医院的楼道里焦急地等待。 儿科看病有多难？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属的儿童医院只有两所，不仅要接待北京本地患儿，还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两家儿童医院的接诊量惊人。2015年全年，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门急诊人次达到217万，日均接诊量约6000人次，冬季高峰时期每天达到七八千人次。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人次全年达到317万。两所医院每名医师门诊日均接诊人次达到三四十，比北京繁忙的大医院医师还要多50%的工作量。 “超载”运行是儿科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与儿科医院的设计有关。我国大城市儿童专科医院的接诊能力是按照成人医院的一半设计规划的——年门急诊接待量一般设定在1000—2000人次，床位一般只有四五百张。编制有限，就诊人次不断增多，造成儿科医院门急诊量急速膨胀，远远超过原定的设计量。 国家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为11.8万名，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每千名儿童儿科医生数为0.85—1.3人。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普通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的2.4倍。 大城市儿科医生工作忙，二、三线城市也一样忙。“河南省平均每5000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儿科医生荒最为严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医院原院长高春芳今年的提案就是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高春芳介绍，目前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家，为医院总数的0.52%，儿科床位258224 张，仅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截至2014年底，我国儿科床位缺口约9万张，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至少为10万人，本科以上学历仅占33%，远低于综合科室临床执业助理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为49.1%的水平。“儿科医生的整体缺编，以及内部人才层次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而儿童看病依然难。”高春芳说。 “我们医院的儿科主任今年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从没有休过假，过年也不敢离开。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仍然奋战在临床一线。”高春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医院儿科共3名医生，每年需要诊治1万名儿童，其中住院儿童就达到4000多名。 在今年两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有2.3亿14岁以下的儿童，这比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总人口还多，医疗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医学毕业生远离儿科，医院没动力开办儿科 “儿科专业医生紧缺，原因无非有两个——来源少、走的多。”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分析：“人才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定向培养，另一类是相关专业的补充调剂。医学人才的来源相对单一，儿科人才更为特殊，受学术兴趣、社会认可度、生存压力、发展空间的影响，选择成为儿科医生的人就很少。” 一名儿科医生告诉记者，当年毕业的时候，同届180名同学中，只有她一人选择当儿科医生。“不去参加同学聚会，自己的发展境况比同学差太多，除了受刺激没别的，再说也没有时间。” 高春芳认为，儿科专业的特殊性以及压力大、风险高、待遇低等是儿科医生短缺的主要原因。“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患者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使得医生需凭借经验诊疗，被称为‘哑医’，造成医生身心压力很大。”孩子身体不适时，父母第一选择往往是送医，直接增加了儿科的工作量。而且，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多，儿科诊室内经常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被家长抱怨，做出不信任的举动。遭误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一名儿科心内科医生告诉记者：“心内科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而小儿心内科对医生的要求更高。美国要求小儿心内科医师比其他儿科多修两年才能执业，很多人因此退缩。”这主要是因为儿童个体小，器官精细，经不起创伤打击，相对成人来说，治疗难度更大。儿童用的药品、耗材又非常少，手术也只能修修补补，更考验医生技术水平，风险更大。 然而，与如此高难度工作相对的，却不是高水平的薪酬。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薪酬不到成人同类科室的一半。原因很简单，在以药养医机制下，医院靠卖药获取收入。儿童用药量少，有好技术却“卖”不出好价。记者查看了一下，很多技术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只是成人的50%左右，儿科医生的收入水平自然就低。 收入偏低，造成儿科人才流失严重。儿科医生自嘲：就业首选综合医院，再选社区医院，最后考虑儿科医院，去了儿科医院的想改行。 1998年，教育部将儿科并入临床科室，儿科从本科专业中消失，更加剧了短缺情况。这几年，医学毕业生不从医的现象明显，大约30%—40%不当医生，留下来从医的人中当儿科医生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看来，医院缺乏办儿科的动力。他说，去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儿科病人达到13700多例，平均一个病人的出院费用大概六千，而成人出院费用一般平均接近两万，显而易见办儿科是不划算的。 政策倾斜培养人才，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儿科医生紧缺，反映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上还存在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考虑儿科医生这一职业的特点，对壮大儿科医生队伍、提高儿科医疗水平，给予政策扶持。”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指出。 今年2月，教育部将儿科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同时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自今年7月起，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招收儿科学专业本科生，到2020年力争招生儿科住院医师3万名以上。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方来英认为人才培养还有一个过程，当务之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释放儿科医生的活力，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让家长学会预防疾病、处理小病等问题。“比如，儿科患者多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疾病，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去儿科医院的，增加家长的医疗常识，能够有效减轻医院和医生的压力。”另外，还可以探索儿科医生在社区开门诊，更好地满足患儿需求。 刘玉村建议，外地毕业生留京的名额要向儿科倾斜，临床技能性研究生招生的名额向儿科倾斜，让这一部分人在3年以后就能成为儿科大夫。 高春芳建议提高儿科待遇，对儿科医生在工资、晋升、深造上进行政策倾斜，同时，提高儿科服务价格。 从学校人才培养的角度，熊思东建议，根据需求，确定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一些有条件的院校，要恢复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要更加贴近儿科的发展，设定科学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有意愿、有兴趣学习儿科专业。同时，学校要加强儿科医生实习基地建设和临床工作。 “不培养，儿科就是无源之水，但是培养出来的儿科人才，是否会选择儿科专业工作，还是要看绩效考核制度、晋升制度、社会认可程度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熊思东说。 李斌介绍，国家卫计委正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十三五”时期，国家把增加儿科医疗资源的供给继续作为体系建设的重点，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同时，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 去年年底以来，一些大医院儿科停诊引起人们关注。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儿科医疗保健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今年两会上，“儿科医生荒”问题被代表、委员热议。有数字显示，目前执业的儿科助理医师为11.8万名，至少还缺10万名，缺口之大令人惊讶。为什么出现了儿科医生“职业荒”？如何让这一职业重获吸引力？记者进行了采访。 医生超负荷工作，儿童看病依然难 前几天，北京张先生的孩子高烧一直不退。“孩子还不满一周岁，想去大点的儿童医院，却发现根本挂不上号。”无奈之下，张先生只得去普通的综合医院儿科就诊。综合医院看病的患儿也不少，张先生夫妻两人只能抱着孩子，在医院的楼道里焦急地等待。 儿科看病有多难？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属的儿童医院只有两所，不仅要接待北京本地患儿，还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两家儿童医院的接诊量惊人。2015年全年，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门急诊人次达到217万，日均接诊量约6000人次，冬季高峰时期每天达到七八千人次。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人次全年达到317万。两所医院每名医师门诊日均接诊人次达到三四十，比北京繁忙的大医院医师还要多50%的工作量。 “超载”运行是儿科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与儿科医院的设计有关。我国大城市儿童专科医院的接诊能力是按照成人医院的一半设计规划的——年门急诊接待量一般设定在1000—2000人次，床位一般只有四五百张。编制有限，就诊人次不断增多，造成儿科医院门急诊量急速膨胀，远远超过原定的设计量。 国家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为11.8万名，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加拿大、日本三国每千名儿童儿科医生数为0.85—1.3人。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人次数约为17人次，是普通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的2.4倍。 大城市儿科医生工作忙，二、三线城市也一样忙。“河南省平均每5000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儿科医生荒最为严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医院原院长高春芳今年的提案就是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高春芳介绍，目前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家，为医院总数的0.52%，儿科床位258224 张，仅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截至2014年底，我国儿科床位缺口约9万张，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至少为10万人，本科以上学历仅占33%，远低于综合科室临床执业助理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为49.1%的水平。“儿科医生的整体缺编，以及内部人才层次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而儿童看病依然难。”高春芳说。 “我们医院的儿科主任今年已经60多岁了，30多年从没有休过假，过年也不敢离开。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仍然奋战在临床一线。”高春芳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0医院儿科共3名医生，每年需要诊治1万名儿童，其中住院儿童就达到4000多名。 在今年两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有2.3亿14岁以下的儿童，这比世界第五人口大国巴西的总人口还多，医疗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医学毕业生远离儿科，医院没动力开办儿科 “儿科专业医生紧缺，原因无非有两个——来源少、走的多。”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分析：“人才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定向培养，另一类是相关专业的补充调剂。医学人才的来源相对单一，儿科人才更为特殊，受学术兴趣、社会认可度、生存压力、发展空间的影响，选择成为儿科医生的人就很少。” 一名儿科医生告诉记者，当年毕业的时候，同届180名同学中，只有她一人选择当儿科医生。“不去参加同学聚会，自己的发展境况比同学差太多，除了受刺激没别的，再说也没有时间。” 高春芳认为，儿科专业的特殊性以及压力大、风险高、待遇低等是儿科医生短缺的主要原因。“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患者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使得医生需凭借经验诊疗，被称为‘哑医’，造成医生身心压力很大。”孩子身体不适时，父母第一选择往往是送医，直接增加了儿科的工作量。而且，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多，儿科诊室内经常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被家长抱怨，做出不信任的举动。遭误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一名儿科心内科医生告诉记者：“心内科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而小儿心内科对医生的要求更高。美国要求小儿心内科医师比其他儿科多修两年才能执业，很多人因此退缩。”这主要是因为儿童个体小，器官精细，经不起创伤打击，相对成人来说，治疗难度更大。儿童用的药品、耗材又非常少，手术也只能修修补补，更考验医生技术水平，风险更大。 然而，与如此高难度工作相对的，却不是高水平的薪酬。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薪酬不到成人同类科室的一半。原因很简单，在以药养医机制下，医院靠卖药获取收入。儿童用药量少，有好技术却“卖”不出好价。记者查看了一下，很多技术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只是成人的50%左右，儿科医生的收入水平自然就低。 收入偏低，造成儿科人才流失严重。儿科医生自嘲：就业首选综合医院，再选社区医院，最后考虑儿科医院，去了儿科医院的想改行。 1998年，教育部将儿科并入临床科室，儿科从本科专业中消失，更加剧了短缺情况。这几年，医学毕业生不从医的现象明显，大约30%—40%不当医生，留下来从医的人中当儿科医生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看来，医院缺乏办儿科的动力。他说，去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儿科病人达到13700多例，平均一个病人的出院费用大概六千，而成人出院费用一般平均接近两万，显而易见办儿科是不划算的。 政策倾斜培养人才，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儿科医生紧缺，反映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在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上还存在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考虑儿科医生这一职业的特点，对壮大儿科医生队伍、提高儿科医疗水平，给予政策扶持。”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方来英指出。 今年2月，教育部将儿科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到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同时要求38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自今年7月起，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招收儿科学专业本科生，到2020年力争招生儿科住院医师3万名以上。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方来英认为人才培养还有一个过程，当务之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释放儿科医生的活力，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让家长学会预防疾病、处理小病等问题。“比如，儿科患者多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疾病，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去儿科医院的，增加家长的医疗常识，能够有效减轻医院和医生的压力。”另外，还可以探索儿科医生在社区开门诊，更好地满足患儿需求。 刘玉村建议，外地毕业生留京的名额要向儿科倾斜，临床技能性研究生招生的名额向儿科倾斜，让这一部分人在3年以后就能成为儿科大夫。 高春芳建议提高儿科待遇，对儿科医生在工资、晋升、深造上进行政策倾斜，同时，提高儿科服务价格。 从学校人才培养的角度，熊思东建议，根据需求，确定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一些有条件的院校，要恢复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要更加贴近儿科的发展，设定科学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有意愿、有兴趣学习儿科专业。同时，学校要加强儿科医生实习基地建设和临床工作。 “不培养，儿科就是无源之水，但是培养出来的儿科人才，是否会选择儿科专业工作，还是要看绩效考核制度、晋升制度、社会认可程度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熊思东说。 李斌介绍，国家卫计委正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综合措施解决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十三五”时期，国家把增加儿科医疗资源的供给继续作为体系建设的重点，力争实现每个省区市都能有一所儿童医院，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地级市设置一所儿童医院。同时，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