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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医之前，老方接种了狂犬疫苗。但他没有注射免疫球蛋白(一种可以迅速产生抗体的被动免疫制剂，价格偏高)。
“人去的特别快。”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大夫回忆，凌晨送来的，早上6点多，呼吸心跳都没了。
老方是今年北京4例狂犬病例之一。
他的信息上报至传染病直报系统，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卫生疾控部门，对这起狗伤人致死事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4月22日，区卫生局接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电话，当天，就责成区疾控中心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9月30日，通州区卫生局称。
根据通州区卫生局的调查，老方工作地负责安全的杨经理说，这只流浪犬已经在咬伤老方的第二天被打死，并由公司人员将狗拉到大兴魏善庄，消毒后深埋。
病犬咬伤人后，被打死的案例非常多。
地坛医院的医生田地说，她接诊的绝大部分狂犬病病例，无论是流浪犬还是家养的狗，在发现狂犬病之后都会被打死。
同样的现象，在佑安医院的医生的接诊病例中，也经常遇到。
“在狂犬病病例中经常会把伤人的犬打死，这还怎么进行十日观察？”在9月27日的讨论会上，一名来自医疗系统的传染病专家说。
“十日观察法”在中国遭遇另一个现实问题是，谁负责观察咬人的狗。
北京市疾控系统一位人士说，2008年，有一只狗咬了十个人，当时想把狗抓起来观察有无狂犬病症状。当时四五个人追这一条狗，把它截进了院子里，“最后有人上了房顶，有人堵住院子，才把狗捉住。”
她说，当时希望公安去做，但是公安部门说，他们不是抓狗队。
在9月27日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十日观察由疾控部门来做。”
此话一出，立刻引来反对之声。
北京市疾控中心有关人士透露，北京每年约有20万人到狂犬病门诊进行疫苗接种。
每天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接种狂犬疫苗就有数十例，“这么大的门诊量，医生一个一个通知疾控去观察狗？这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王传林说。
同样，这近20万的犬只观察量，即使留给兽医去做，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
流浪狗管控难题
防控狂犬病首要管住犬只，而多头管理致流浪犬遭管控盲区
“中国犬只的免疫水平如何，我们是不清楚的。”北京市疾控中心一名人士说，“十日观察法”是在70%的犬实行免疫的基础上实施的，而中国狂犬病防控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源头——犬只免疫的问题。
10月6日，住在通州区台湖镇次二村附近的刘大爷正在路边等车。他的身后是一片刚竣工的安居房。
老方，就是在次二村的工地上，被流浪狗咬伤。
“多！特别多！”说起周边的流浪狗，刘大爷一边摆手，一边把头扭向一旁，“你往村里走，到处都是。”
这是北京一片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周边有大片工地，并且人口密集。
即是在次二村最繁华的街道上，仍有七八只狗随处乱跑，半敞口的垃圾箱外，还有两只土狗在大嚼剩餐。
村委会的值班人员不愿意多谈预防狂犬病的情况。他只是说，每年四五月份，会动员村民去给狗接种疫苗。
“街边儿的狗，根本没人管。”一位在遛狗的大姐说，就是家养的狗，也没人催去打疫苗。
在北京，没有接受疫苗免疫的犬并无确切数字。
北京市农业局局长赵根武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时说，目前，北京登记犬数量已达95万只，尚有100万只左右没有进行登记。
上述北京疾控中心人士说，近年发生于北京的狂犬病例，没有一只狗接受过狂犬疫苗免疫。
“十年前我们就说，狂犬病每年死亡2000多例的数字动不了了。”十年过去了，严家新的预言成真。
他认为，卫生部的工作已经做到头，而要管理犬只，仅靠卫生疾控部门还远远不够。
9月26日，东城区某社区的一位民警说，公安部门也不可能天天上街收容流浪犬，国内一些城市掀起打狗行动，引起社会谴责，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而要把狗管起来，是个复杂的过程。
9月27日，卫生部疾控局召集国内权威的狂犬病专家，主要听取他们对狂犬病防控规划纲要的意见。
这份仍在讨论的纲要提出，2015年，狂犬病报告病例数要下降50%。同时，讨论稿还建议成立由14个部门联合组成的狂犬病相关的工作机制。
另据权威人士透露，卫生部、农业部协调，犬只的免疫有望纳入农业部的“十二五”规划，这一规划，最近将上报国务院。
“2015年转眼就到，即使写进规划，还是要看成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狂犬病专家说。
(文中狂犬病患者使用化名)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接触后预防狂犬病措施
与疑似携带狂犬病毒的动物接触程度
I级：触摸或饲喂动物，动物舔触处的皮肤完整(即无暴露)；接触后措施：不用采取措施
II级：动物轻咬裸露皮肤，或无出血的轻微抓伤或擦伤；接触后措施：立即接种疫苗和对伤口进行局部处理
III级：一处或多处穿透性皮肤咬伤或抓伤，动物舔触处的皮肤有破损；动物舔触处的粘膜被唾液污染，或暴露于蝙蝠。接触后措施：立即接种疫苗和注射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并对伤口进行局部处理
注：如果经适当的实验室检查证明可疑动物未患狂犬病，或如果家养犬或猫，经过10天观察期仍然健康，则可终止暴露后预防。
决定是否开始进行暴露后预防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暴露动物是否患狂犬病、暴露等级(Ⅰ-Ⅲ级)、动物的临床特征以及是否能对动物进行观察和实验室检查等。
在发展中国家，在决定是否采取预防措施时不应孤立考虑疑似动物的免疫接种状况。
“必须人打疫苗预防狂犬病”
近年来，中国狂犬病死亡病例每年保持在2000多例。9月26日，卫生部疾控局国家卫生监察专员肖东楼说，狂犬病防治已到节点上，病例数再下降有一定难度。需要建立健全动物免疫制度，在源头形成免疫屏障。
管好犬需全国性法规
新京报：中国现在狂犬病每年一直维持2000多例，是什么原因？
肖东楼：现在到节点上，再往下降有一定难度。
新京报：世卫组织倡议，2020年全球消除狂犬病，中国能完成这个目标吗？
肖东楼：世卫组织正组织专家研究消除狂犬病的行动计划，但具体目标和策略还未公布。中国也在研究制定2020年消除狂犬病的行动计划，但要达到此目标，关键要建立健全动物狂犬病免疫接种制度，在犬间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
新京报：中国狂犬病主要传染源是狗，尤其是流浪狗，今后如何控制？
肖东楼：首先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有些省市已经出台犬只管理条例，但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犬只管理条例，这是当前控制狂犬病的一大障碍。
我国犬登记率太低。城市里犬登记率不到10%，农村就更谈不上了。只有严格登记备案到位，防控措施才能到位。
全国犬免疫在10%以下
新京报：下一步措施是什么？
肖东楼：就是做好犬的狂犬病免疫预防接种。
据有关调查表明，犬的免疫全国约在10%以下。要达到对人群的安全保护，犬的免疫接种率必须在70%以上，所以现在免疫屏障根本没有形成。
新京报：犬免疫涉及哪些部门管理？
肖东楼：狂犬病防控涉及卫生、农业、公安等部门。卫生部门负责狂犬病防控，农业部门负责动物狂犬病防控，公安部门负责犬只登记管理。这几个部门需要紧密配合。
新京报：犬免疫应比人打疫苗省钱？
肖东楼：犬的免疫比人的免疫难度更大，成本费用也不少。人好找，但是农村大量的犬是散养的，数量大，范围广，必须要有专门的队伍去抓，还要进行免疫接种，需要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障。
据估计中国犬只数量至少在7千万到1个亿，要达到70%犬的免疫，工作量和实施难度都很大。
新京报：犬只管理是否存在多头管理的障碍？
肖东楼：登记备案和免疫接种分别在公安和农业两个部门，有专家认为，需要研究更有效的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
疫苗免费会致防范过度
新京报：来自一线的调查是，狂犬病例很多发生在农村。
肖东楼：因为狂犬疫苗要自费，价格相对较贵。有些人被犬咬伤后，存在侥幸心理。有些不打疫苗的人，就会发病死亡。
新京报：可以对疫苗实行免费接种吗？
肖东楼：很难具体界定，咬伤人的犬就会传播狂犬病。有专家认为，若采取全免费措施，会造成防范过度。
新京报：那如何解决农村疫苗接种率低的问题？
肖东楼：我们希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出台救助政策。比如湖南张家界，已经把狂犬病咬伤暴露后的处置，纳入新农合。
张家界一年以后就见效，两年后，狂犬病就基本没有了。
另外，张家界不仅对人进行救助处理，犬的免疫也在做，这是综合性的措施。
“十日观察法”成本太大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一年死亡7000例，之后进行一轮灭犬行动，疫情降到100多。你同意灭犬消除狂犬病吗？
肖东楼：灭犬措施虽然有效，但从政府层面提倡灭犬不是根本办法。国际社会也不主张灭犬。我个人也觉得这不是好办法。
我们希望国家对狂犬病的防控能有一个规划。这个规划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各级政府要重视狂犬病防控，同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新京报：一些专家提出“十日观察法”，你认为在中国是能推行吗？
肖东楼：我觉得有难度。一是中国犬类数量太多，特别是农村，有时候甚至都找不到咬人的犬；二是，犬伤人的事例太多，每天都是数万例，这么大的工作量谁来做？另外，要采取这个措施，必须犬类免疫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这么做，比如国外超过了75%，现在如果在中国做，实在难以实施。
新京报：有医生说，北京打狂犬疫苗的人95%是“陪打”？
肖东楼：专家认为，观察被犬咬伤的患者，有些是被健康犬咬伤，不会感染病毒。但即使80%都是健康犬，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被另外20%患病犬咬伤的。
新京报：像北京这样狂犬病发病低的地方可实行十日观察法吗？
肖东楼：犬类免疫必须达到70%以上才行，北京差得很远。
新京报：每年人接种狂犬病疫苗花费上百亿元，这笔钱值不值？
肖东楼：被犬咬伤后，我们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判定是否是携带狂犬病毒的犬，如果不打疫苗，风险太大。所以不能这么理解(值不值)。
关键是，狂犬病死亡率太高，人死了怎么办呢？并且人接种疫苗是有效果的。所以必须采取这个措施。
本报记者 吴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