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归科学家和制药公司把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抗癌药的研制中。中国宽松的监管环境和低廉的临床试验成本都使得这一领域就像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
今年6月份，30岁的林松带着已患晚期肝癌的父亲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检查。在这所医院里，他们听说有一种治疗肺癌的新药，去年年底刚刚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审批，同样适用于肝癌。而且恰好生产企业就在他们的家乡烟台。
虽然这种药物当时还没有大批量生产使用，而且费用颇高，林松和父亲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这种药名为“恩度”，由留美医学博士罗永章和他的团队在山东烟台研发成功。它实际上是一种生物蛋白，可以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从而“饿死肿瘤”。197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大胆设想曾在肿瘤界引起过极大的轰动。
此前，深圳赛百诺公司生产的“今又生”在200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市场的基因药物。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归科学家和制药公司把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抗癌药的研制中。中国宽松的监管环境和低廉的临床试验成本都使得这一领域就像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
众人争夺
1999年，在美国留学12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博士学位的罗永章回国创业，他和家乡山东烟台的荣昌制药合作成立了一个公司“麦德津”，开始开发这个药物。终于，用6年的时间突破了复制技术，并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于2005年9月获得SFDA认证。
事实上，设想的提出和药理上的突破，都不是罗永章的功劳，而是美国科学家、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Judah Folkman.但是Folkman教授始终没有找到低成本复制这种生物蛋白的方法，不能批量生产，形成药物。罗永章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一名叫“恩度”的药物一面世便成为各路资本的争夺之物。包括新加坡淡马锡、茅台、恒瑞制药在内的60多家企业展开了竞争，最后，位于南京的私营药企———先声药业以2亿元收购了烟台麦得津公司80％的股份，创国内药业单品收购金额之最。
这次收购使更多人看到抗癌药的市场价值。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自2000年以来，每年新增的癌症病人高达160万到170万人。抗癌药销售也随之迅速增长，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调查表明，近两年来，样本医院用药金额增幅最大的就是抗癌药，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27.81％和19.7％，抗癌药行业的增速一直高于整体医药行业的增速。
高额的利润更是刺激着投资商和制药企业的神经。医药行业整体毛利率一般在35％左右，销售利润率不到10％；而抗癌药毛利率则高达60％－70％，销售利润率15％，一类新药可以自主定价，毛利率甚至可攀升至80％以上。
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抗癌药领域。1990年代末只有不到100家企业生产相关的药物，现在企业数量增长了许多倍。还有很多非药业的资本力量渗入进来，像海尔制药。
国际大型制药公司更是早早地来到中国安营扎寨。
今年，罗氏斥资11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默沙东与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全球领先的“基因表达谱芯片”技术治疗癌症的适用性；阿斯利康则宣布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用于新药研发，其中的大多数将投入到癌症治疗用药的开发领域。
这些迹象表明，抗癌药领域正成为一块新的投资热土。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相信，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可以走在世界前列呢？
西方不亮东方亮
就在罗永章回国创业那年，在美国，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死亡，导致当时正在进行的12个基因治疗项目全面遭禁。后来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类试验。
很多海外科研人员在此前后就已萌生了回中国继续研发的想法。彭朝晖博士1998年从美国回来，从深圳市政府获得200多万元的创业基金，并创立了赛百诺公司。此后，赛百诺公司又获得了4000多万元的私人投资和4000多万元的政府津贴。赛百诺公司研制的“今又生”和美国一家公司首创的一种基因疗法相似，但是后者还没有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
早年做过赤脚医生的上海三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放回忆，当时有40多个研发团队在中国研发生物制药，其中一半以上的项目与癌症治疗有关，而他们的主要研发人员，都或多或少有着海外留学的背景。
胡放于199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两年后创立北京赛狮公司，他当时考察和试验着七个项目，“H101”（溶瘤病毒）是其中之一。“H101”的前身是“onyx015”，是利用腺病毒杀死肿瘤病毒的基因治疗方法。治疗的原理是取掉病毒内的一段基因，让病毒只在癌细胞复制，不在正常细胞里复制，从而显著性的杀死癌细胞。
“H101”和“onyx015”基本相同，前者是对后者进行应用上的一些改变后在中国申请的专利。对此胡放和三维生物从不讳言。这种治疗方法的发明人是现任美国UCSF肿瘤研究所所长麦考林克。
麦考林克在1998年底就做完了二期临床，并拿到了2亿美元的投资。但在2000年进入三期临床之后，费用变得惊人的昂贵———美国一个临床病人的全部支出是10万美元，三期一共需要近五百名病人，仅临床一项就耗费了四分之一的投资额。更令他无法前进的是药品实用性瓶颈———癌细胞可以在体内转移扩散，但溶解癌细胞的病毒却不能，这样癌细胞永远都杀不完。
而胡放的团队利用“加温”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并顺利地在2003年完成了三期临床。在中国，临床试验更容易被批准，而且中国的临床试验费用大约仅为美国的1／10到1／8.这时，中国能生产抗肿瘤药的厂家已经从1990年代末的不到100家发展到600多家。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当年的行业增速高达26％，平均利润率超过30％。
此时，彭朝晖创办的赛百诺公司已经成功地将“今又生”推上了市场，而胡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七年一药
尽管中国政府对此类新药的研发始终抱着开放和支持的态度，但胡放的新药审批还是延宕了两年之久。
从2004年初到2005年11月，官方监管机构和学术界对这一药物的疗效并不肯定。在其间的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几位学者就曾对H101的实用性表示怀疑。
等待审批的时候，胡放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美国宾州的家里，一边和太太儿子团聚、享受家庭之乐，一边经常驱车前往离家不过几公里的麦考林克创办的公司———onyx，说服他们出让onyx015的专利权。一年后，他以100万美元的首付和5％的销售提成获得了onyx015的美国专利权，H101实现了国际化。
直到2005年11月份，他们的H101才获得新药证书。今年6月，通过GMP生产认证。
对胡放来说，这一结果更多来源于两次融资的成功。
1999年，上海实业集团的3000万美元帮助胡放的团队收购了一个完整的生物制药公司，并启动药品的临床试验，开始了美国未审批药品的本土化试验。在上海实业之前，胡放还曾南南北北到过近十家国有大型企业“化缘”，小有收获。
第二次融资出现在2003年，联合实业投资的1100万美元帮助胡放走出了国际化之路的第一步———购买onyx015的美国专利权。第一次融资的钱则全部投入了药品的临床试验和上市，药品的出让价格则为零。因为当时，无论投资方，还是被投资方，面对这样新的领域、高端的产品、未知的前景，都欠缺评估产品价值的能力。所以没有涉及出让药品的价格，也没有给予胡放和他的团队一定的股份，而是议定用投资后第四年上市药品的利润的四倍作为药品的价值。
胡放当时没有想到，第4年，也就是2003年，H101才刚刚突破技术瓶颈，完成三期临床，国家认证尚未获得，勿论药品上市后的利润了。对上市时间的估计过于乐观，是胡放团队整个做药过程中最大的遗憾。
像胡放这样的研究者的成功，在中国仍然只有少数几例，更多的人倒在了路上。据胡放介绍，一种生物药品，在药理阶段时，是5000个成功1个；动物试验阶段是100个成功1个；进入临床阶段，是20个成功1个。他们是当年创业时调查的20余个同类研发企业中目前惟一成功的，其余大多数选择了放弃。
即便是成功上市的抗癌药，也面临着未知的风险。“抗癌药虽然利润高，但适用人群远小于普通药物。一种创新药品上市，并不意味着销售上的成功。一个抗癌药，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大致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国内目前尚没有创新药品产业化成功的经验。”和龙说。他是一位多年从事医药营销实务和药品研究工作的专家，目前在深圳一家药业公司工作。
美国噩梦是否会在中国重现
在中国生产抗肿瘤药的上千家厂家中，其中99％是仿制药。在这场看似热闹的淘金潮中，这些仿制抗癌药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令人担忧。
紫杉醇，全球销量最好的抗癌药之一，专利到期时，国内仅有两家生产企业———北京协和制药厂和海药集团；2001年，出现7家仿制商；2003年，数字变为18家；到了2006年，已经发展到了29家。本来，销售前5名的企业2003年以前还能绝对垄断，占了88％的市场份额，到2005年就已经跌到了66％。
29家企业去争夺一个招投标名额时，价格战就不可避免了。政府限价555元的紫杉醇，有时投标价格甚至可以低于100元。这样的利润空间，一方面产品的质量无法保证，另一方面企业缺乏自主研发的资金，陷入恶性循环。紫杉醇的现象不是孤立的，目前较为常用的抗癌药，同一通用名称的药物一般都有5个甚至十几个企业在生产。
“模仿中应该有创新。”胡放认为中国的药企目前应该走这条路子。模仿国外的专利，进行一定层面的创新，在原发明者在中国申请专利之前，抢先申请。
“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人力市场，尤其对癌症临床试验来说。13亿人口，任何一个小适应范围的癌症药都更有可能在中国找到足够的临床试验样本。而且在仿制药时期，中国的药企业积累了足够多的临床研发经验。在医药领域，中国最有可能在抗癌药上走在世界前列。”
胡放的自信源于国际资本的频频示好。日前，美国一家大型生物制药行业的风险投资商正在上海与三维生物洽谈投资事宜，且进入了最后阶段。
但美国基因治疗的噩梦是否会在中国重现，很多基因抗癌药物的研发者对此不无担心。主要从事基因治疗的北京博奥生物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程京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现有的这些基因药物最后被证明无效，人们将会对所有的基因治疗失去信心。
不过，对于患者来说，基因药物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存活的可能。不仅是中国患者，现在，很多国家的癌症患者都已来到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