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3月26日在线出版的Journal of Oncology Practice上，上海百瑞肿瘤中心(ProMed Cancer center)副首席医务官David H. Garfield博士等人刊文介绍了国外同行眼中的中国肿瘤治疗现状。丁香园肿瘤频道撷取部分摘译如下：
关于医患关系
中国大陆人对医患关系的态度与西方人大相径庭。患者/家属与医师间缺乏信任，部分原因是，中国城市的全科医师较为匮乏，这导致长期以来良性医患关系的缺失。给人的感觉是，治疗仅为私利而提供，这种现象更甚于西方。在中国大陆，某人生病后，他会直接去医院，包括传统的中医院看病，但绝不会去非医院系统的医疗从业者处去看病。医院可以提供几乎全部的医疗服务。
举例而言，如果某些患者每周需接受一次化疗，或每周放疗5天，他们会愉快地全天候待在医院里，尤其具有吸引力的是，这些患者可以躺在VIP楼层上，住院治疗期可长达1月多，在此期间，患者的吃住都在医院里解决。
关于中国的肿瘤科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由于政府的作用，找医生看病的开支并不昂贵。这导致上海民众对医疗服务出现了普遍抱怨：医生花费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实在有限。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如果要在2小时内给近40位患者看完病，这就意味着在每名患者身上花费3分钟，每位患者约花费40美元。这位医生在另一天里，需要给80至100名患者看病，并向每位患者收取3.50美元挂号费。在这几分钟内，极少医生会有时间对患者进行体质检查。一般只是问几个问题，简单浏览一下影像结果、实验检测结果及肿瘤标记物等，仅此而已。
关于患者、医师
认为自己得上或被诊断出癌症的中国患者会要求进行某些检测，但医生不会对其必要性进行争辩，而是选择默许，也不会把这些患者的抱怨反映给医院管理者。医生需要当心的是，如果患者结局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就会有行政警告、诉讼或甚至身体伤害的风险。
关于尊重生命
Lucy Lu(肿瘤科护士)：我们中心的西方医生把疑难病症视做挑战，而中国医生则首先考量自己的风险，对帮助患者犹豫不决。我们曾见到，一名55岁的肺癌患者因为严重咳血而被另一家医院的放疗医生拒绝治疗，因为他们说，出血情况太严重。而实际情况是，他们不想因为不好的结局而承担责任。
关于咨询vs意见
患者难免会从医生处寻求意见，这常引起患者/家属的困惑。朋友、朋友的朋友或医生的朋友，都会提供意见，但他们对于病情都没多少了解，但与医生处得到的正规咨询相比，他们常更值得信任，也更被人注重。
关于治疗：谁花钱，花多少？
作为一家可在现场提供放疗、化疗及影像学服务的私营机构，笔者所在中心的开支及费用高于公立医院。起初令患者惊讶的是，在中国的这家自由经营的新机构中，什么东西，甚至于全血计数的价格都可以协商。中心的政策是，患者每次就诊及手术，包括每日一次的放疗时，必须预付费，且不予退还。
Lucy Lu：我们中心的西方肿瘤科医生在做出治疗方案时，会把指南作为参考依据，而中国医师通常根本不看指南。比如，在降低脊髓或脑部伤处水肿时，西方已经使用地塞米松多年，而中国医生惯常使用的药物则是甘露醇，有时甚至每日使用，唯恐因地塞米松而出现不良事件报告。针对淋巴瘤患者使用阿霉素的情况也似乎也比较有限，这可能因为过度担心心脏病风险所致。西方肿瘤科医生与中国医生对输血标准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医生在患者血红蛋白不小于6.0 g的情况下，绝不会给患者输血，无论患者年龄或症状如何。而许多在西方医生看来比较简单的门诊手术在中国也变得复杂起来。
关于交流和翻译
尽管中心的护士英语流利，但她们常不能准确地把患者或家属的话准确地翻译出来。
关于遇到的病例
某些患者同时存在似乎并无关系的癌症，比如肾细胞癌及乳腺癌。尽管这种现象在西方较为罕见，但在中国常需要进行考虑，而不能仅认为一处病变是另一处转移所致。但中国医生常认为这仅是一种癌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综合肿瘤学训练。因此，对于某些存在两种可治愈癌症的患者，多数按照不可治愈的转移性癌症处理。
关于中国的肿瘤科医生
中国共约有8,000名注册肿瘤科医师，但知识面较为狭窄，如果遇到一个专业外的问题，比如乳腺癌或肺癌时，他们会措手不及。放疗、内科及肿瘤外科的医生互相视为竞争对手，而不认为是同行。治疗癌症患者取决于那个专业的医生首先接诊。外科医生和肿瘤放射科医生可以进行化疗。胸科医生和肿瘤内科医生常常不认同局部治疗是一种充分的疗法。对于存在上腔静脉阻塞的患者、脑转移或脊髓转移的患者以及病理分数不明的患者，仅需将化疗方案改变即可。转移性或IV期乳腺癌患者常通过双药及三药联合治疗方案治疗，似乎他们仅是早期患者，且极少考虑使用抗雌激素疗法。此外常见到的情况是，对于病理或影像学报告仅一看了事，而并不与病理医师或放射医师进行后续探讨。似乎他们缺乏综合肿瘤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关于患者隐私
这里似乎并不存在所谓的患者秘密和隐私。实际上，在和一位患者交谈时，另一位患者或家属会侧耳倾听、打断谈话、发表意见甚至表示不同意见。在大型医院门诊诊室中，除医务人员外，还有三组人员：等候接诊的患者(肯定有人陪伴)；另一组等候接诊的患者；还有一组是之前曾经接诊过的患者。此外，还可能出现另外一组患者的代表，以窥视进展如何。总之，混乱程度无法形容。
关于治疗的质量控制、药物开支及可用性
中国患者购买的药物通常是最便宜的(如卡培他滨)，但中国或印度生产的药物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因为这些地方的质量控制措施聊胜于无。即使在公立医院里，抗癌药物也是价格不菲。因此，尽管可以买到诸多新型单克隆抗体药物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但除有钱人以往，普罗大众根本无力承担。而对于包括拉帕替尼、氨柔比星、艾利布林和依维莫司在内的其他药物，则只能从邻近国家或香港搞到。由于放疗设备需要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为100例至140例患者提供治疗，因此即使想对放疗进行质量控制，其质量也令人堪忧。
关于依从性及信任问题
由于缺乏对医生的信任，因此一旦治疗无效，患者选择的并不是对治疗情况进行报告，而是直接转院，他们根本不知道甚至不关心我们可能会尝试其他治疗手段。他们认为，既然医生无法成功施治，那么也无需相信他们可通过其他手段控制病情。笔者诊治的多数患者病情较晚较重，且之前曾接受过治疗。因此，笔者找到有效的初始拯救治疗方案的可能性并不高。
总而言之，笔者的经历里充满了挑战性。你不可能事先对将要面对情况做出预期。你可能会获得成功，但决不可能是有效率地获得。你需要了解并尊重中国文化，并按他人要求的那样，尝试(这可能比较困难)不去做出论断。正如需要对所谓的“面子”给与足够重视一样，耐心是也是必须的，而这也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点。（生物谷Bioon.com）
doi: 10.1200/JOP.2012.000811
PMC:
PMID:
Practicing Western Oncology in Shanghai, China: One Group’s Experience.
David H. Gar?eld, MD, Harold Brenner, MD, FRCR (Lond), and Lucy Lu, RN
In October 2011, we—David H. Gar?eld, MD, medical oncologist, United States; Harold Jacob Brenner, MD, FRCR,radiation oncologist, Israel; and Lucy Lu, oncology nurse,Shanghai, China—were part of a group that opened the ?rst of planned multiple outpatient cancer centers in China, offering radiation therapy, chemotherapy, and imaging, includ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computed tomography (CT),ultrasound, and mammography. Although we had previously researched oncology in China, we were still in for a great many surpri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