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科学审评体系在网络信息交互中正发生重大变革》的文章，该文介绍了国外学术期刊利用网络让更多同行审稿的新方法。随即，记者采访了作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谭明博士。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介绍正在发生的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两件事：一是科学论文投稿审查程序正在利用网络交互而公开化，并接受公众监督，以防止造假、评审不公等弊病；二是科学家及其研究结果已经可以利用网络学术搜索引擎而公开化和非专业化，科学家的工作业绩变得更加透明。这两点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谭明向记者介绍说，国外学术期刊正在逐步采取新的审稿方式。
比如，Nature网站于今年6月开辟了一个试验性的Open peer review专栏（公开同行评议）。在那里，作者的送审论文自愿被公开，任何人均可下载并提出审查意见——只要留下真名实姓。
为了说明国外科学界对网络张贴论文方式的肯定，谭明列举了一个最近发生的典型事例：8月22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将菲尔茨奖授予俄罗斯数学家Grisha Perelman，以表彰他为证明庞加莱猜想所作的贡献——众所周知，Perelman的研究成果贴在了arXiv.org网站上，这不是正规学术期刊，更不属于SCI。“如果这是在唯SCI是问的中国，不要说获奖，可能根本就得不到主流科学界的承认。Perelman的获奖可以说是又一次对所谓‘SCI’——Stupid Chinese Idea的辛辣讽刺，虽然这位童话般的数学家最终拒绝了这项殊荣。”
传统同行评议连遭重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秘密审稿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它与科学研究的性质有关。”
谭明指出，一般地说，科学研究是人们设计某种特定的科学方法、采用特定的科学手段去发现既有事实，科学研究结果或者说科学家发现的事实本身是不能创新的，否则就是造假。因此，留给科学家施展自己创新才能的只能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如果不同的科学家研究同一个科学问题，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谁拥有最好的方法和先进的手段，谁就有可能争取到发现的优先权。而当某一位科学家公布他的发现并被同行认可后，其他人的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无效劳动，这就是我们不时看到科学家之间激烈竞争的原因。但由谁来认可科学家的发现呢？只能是懂得这个发现的意义并能给出正确评价的同行。于是，尽管同行之间有利益冲突，也只好将发表前的研究成果在尽量少的同行间秘密传播进行同行评议。所以说，传统的同行评议主要是为了保护科学家的知识产权而不得已制定的制度。
谭明说，实际上，秘密审稿制度早就发现有很多漏洞。特别是，随着科学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仅由少数几个人，即使是正直的审稿人进行评审也很难避免科学道德灾难。最近几年，秘密的同行评审制度就连续遭到重创。
从1998年到2001年夏季，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年轻科学家Jan Hendrik Schon以平均每八天一篇的惊人速度发表论文，他所宣称的世界上最小纳米晶体管曾被Science列为2001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后来证明，这不过是Schon愚弄科学社会的子虚乌有。2005年底，韩国“最高科学家”黄禹锡的虚假克隆人体胚胎干细胞又被揭露。这些事件给科学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使是Nature、Science这样的权威学术杂志，即使是按照科学界通行的“同行评议”程序，仍难免让造假论文蒙混过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互联网评议的优势
要使科学家的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又不让学术不端行为有缝可钻，一个更好的办法是，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连同科学方法在某一时间向全球公开。但是，这在前网络时代是办不到的，国际互联网却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工具。
谭明介绍说，Nature现在的Open peer review还只是在实验阶段，与传统的秘密审稿方式双轨并行；其他一些刊物，如欧洲的《大气化学和物理学》（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已将Open peer review作为期刊正常的审稿程序。它将论文审查分为两步：首先，投稿经过指定审稿人的快速审查；而后，稿件以讨论文章（discussion paper）形式在期刊网站张贴，并经历8周的公众讨论（可以是个人或者学术团体），其间所有的评审意见和作者的回应都在网上公开。“这种方式除了第一步可能会有争议、仍需完善外，后一步能极大地限制科学不端行为。”
谭明告诉记者，学术期刊巧妙利用互联网即时、交互和公开的特点，在送交几位同行专家评审的同时，让更多的同行甚至非同行参与评议和监督，可以让重复发表、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无处藏身，也可以避免很多低级的学术错误，还可以震慑评审不公。
还SCI以本来意义
互联网还赠给科学界另外一个革命性的工具——网页搜索引擎。谭明强调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强大的学术网页搜索引擎Google Scholar立刻查证某一位专家到底对科学作过多大贡献——有多少人引用或follow他的研究结果，因为Google Scholar在每篇文章下都能显示自文章发表以来全球各种不同语言的文献对该篇文章的引用情况，即‘引用率’，而且还可以同时检索引文的情况。正因如此，Science网站在其发表文章后列举引文时指出：Search Google Scholar for Other Citing Articles（使用Google Scholar学术搜索工具搜索其他引用文章）。于是，所有科学家的研究结果都可能面临公众的查询——公众可以不懂你的研究，但却能够知道你在你那个领域的‘斤两’。这简单易行，也比较客观，只要把关键词找对就行。”
谭明告诉记者，中国科学界一直在探讨客观、准确地对某一位科学家及其科学成就进行评判的方法，最后形成了近几年通行的“计算SCI文章数”。“这件事做起来很省力，连小学生也能做，因为可以不需要同行评议，不需要调查被评议人对科学进步的实际贡献。由于能够定量，乍一看，似乎还很有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于是大家就拼命造文章。”从1996年中央政府提出“开拓创新”至今整十年，十年来中国的SCI文章数确实以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飞涨。但我们却忘记了SCI的原意和初衷——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
为什么要做科学引文索引呢？“科学界曾合理地假设，如果一项科学研究结果对科学进步有推动作用，一定能够引起同一领域研究者的关注或社会的重视，也一定会被后续的科学研究不断引用。引用率越高，通常能够说明这项研究的影响越大或原创性越强。所以说，SCI是为了科学界便于查询论文引用情况和了解相关研究而设置的一个文献检索数据库。”
谭明说：“当我们明白SCI是怎么一回事后，就知道过去那种计算SCI文章数的科学评价方法确实是‘Stupid Chinese Idea’。一个人即使在SCI源刊上发表了n篇论文，但其引用率几乎为0，那么他的工作对科学进步也是没有贡献的。所以说，互联网加上学术搜索引擎真正还了SCI本来的意义。”
中国科学家准备好了吗？
对于这样的国际大趋势，中国的学术期刊和科学家准备好了吗？有行动吗？
“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期刊还没有一家利用网络交互平台作公开同行评议的尝试。”谭明说，“学术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习惯于某些潜规则的科学界来说，多少有些尴尬。因为，虽然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只要做学科内比较，在凡是以文字形式体现学术成果的领域，那些头上顶着光环但对科学进步实际贡献很少的所谓专家权威在Google Scholar的搜索中将无所遁迹，而那些对科学进步有过实质贡献的科学家却会赢得同行的肯定和尊重。结果就是，所有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位次将不得不面临一次大洗牌。”
谭明对记者说：“虽然近10年来中国的文章数翻了几番，甚至可以排在国际前10名，但平均每篇引用率则只能排在120位以后。我们只要上网用Google Scholar查一下physics、chemistry、mathematics、computer、clone、RNA、DNA这些关键词，就知道那些引用率达数千乃至上万的重要原创科学工作中是否有中国人的名字。我国的科学论文数比起发达国家确实还不多，按人口均摊就更少，但这绝不能成为可以多生产垃圾文章的借口。我们科学家没有权利滥用国家的资源、纳税人的钱去制造垃圾。退一步说，即使中国的学术期刊审稿体系乃至我们的评价体系暂时跟不上时代潮流，也还是希望中国科学家能够有胸怀、有远见，认真踏实地做十年、二十年以至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