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年中，电影制造商不约而同地对进步速度惊人的基因组研究产生了猜疑和好奇
“恶魔的本质不过是繁琐的收集基因”1996年电影《冲出人魔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的主人公莫洛博士如是说，再加上白色穆穆袍，罗斯玛丽样珍珠项链和半球形的“Pope-mobile”，Marlon Brando笔下的莫洛如同一个对遗传改变顶礼膜拜的牧师。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中，几乎每一代导演都对抗过其所处时代对人类遗传操作的关注。尽管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但包括《冲出人魔岛》在内的许多科幻电影在表现人类遗传和基因组修饰（human heredity and genomic modification）时惊人地利用了相同的主题和视觉表现手法：我们的基因既编码人类本性善良的一面也编码人类本性罪恶的一面，朝向改善基因组的任何一步都需要足够的灵感和万分的谨慎。
早期的科幻电影含蓄地承认了人性善恶两面都深植于基因组中的概念。人类遗传物质中“兽性”成分引发的抗争成为科幻电影的主题。从早期喜剧《Reversing Darwin's Theory》(1908)到疯狂的进化论电影《莫格街谋杀案》（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932），兽性的“人猿”（human ape）成为恒久不变的视觉元素，以至2003年电影《惊变28天》（28 Days Later）几乎将笔墨全部放在感染“狂怒”基因的杀人狂上。影片的质量在B级片（B-movie，指在低预算下拍出來的影片，因为预算不足，所以品质不是很好）《She Demons》（1958）和顶级大片《狼》（Wolf，1994）之间差异悬殊，但是每部电影都暗示了人类的动物性一面。尽管他们赞同人类遗传物质存在固有性缺陷，然而，这些同类影片不约而同的对任何更改这些缺陷的企图进行谴责。从“人猿”到“人类”的改造经常被描述为从人到兽的改变，如2003年的《绿巨人》（Hulk）。
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是描写人类基因组缺陷的，许多科幻电影的理论背景是人类基因组充满未被开发的“进化潜力”。从1916年的《Life Without a Soul》到2002年的《蜘蛛侠》（Spider-Man），影片中的科学家都希望将普通人改变为高度进化的超人。通过基因组改造实现“完美”是可行的，但也不合时宜。如同1916年的《变异者》（Homunculus）和1997年的《千钧一发》（GATTACA）所描述的另类怪物：身型和智商超级完美，但被这种完美剥夺了和主流社会沟通的权力。变异者身着黑衣，面无表情的行为以及不锈钢装置带给观众的感觉与精神缺陷无异，如《千钧一发》中遗传改造的角色和不锈钢装置。
问题是：为何科幻电影会不约而同地在认可基因组进步潜力的同时，怀疑其人性问题？在开创式的通俗文化中的遗传学作品中，Dorothy Nelkin和M. Susan Lindee奠定了“遗传学家经常赋予DNA精神上的重要地位”的根基。即便将人类基因组描述为人类生命天书的遗传学家本人，也认为“生命的本质”与普遍认为的人类基因组的圣洁有直接关系。这种关于人类基因组的精神语言，反对以牺牲人道取得技术发展的人类基因操作。如科幻影片中见到的：科学家怎样才能视人类基因组为人类的灵魂，然后通过引入一个“圣物”恕罪？
通过上个百年中对这些主题的坚持，我们对人类遗传的信仰和关注点仍然停留在后-人类基因组计划时代，如同在重新发现孟德尔规律之前。利用每个有关人类遗传本质的科学新发现，电影制片商抹去这些主题的灰尘，用新的表现手法重新包装。最终，社会，如同科幻电影中所反应的，保留了我们DNA决定我们命运的罪证，并且正像电影中一贯告诉我们的那样，修改命运会带来严重后果。
David A. Kirby在离开实验室成为曼彻斯特大学科学传播讲师之前，是一位从事分子进化的遗传学家。他的几本出版物强调媒体、遗传学和生物工程之间的关系，他还探索科学家和娱乐业在打造科幻电影过程中的合作方式。（生物通记者 小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