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3日,“改变世界的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被首次介绍给公众,掀起舆论狂潮和持续的伦理辩论。十年来,人们对于克隆技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已经取代了关于克隆研究的争论
“十年前,多利的诞生似乎预示了一个医学新领域的出现——但是,什么也没发生。”近日《卫报》刊出的文章不乏惋惜。到目前为止,伊恩·威尔莫特依旧相信,克隆的最佳用途在于创造可以为人类提供抗体的牲畜。“这是很切实的应用。”上周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威尔莫特说,“很快,我们就能利用家畜提供能够除去肿瘤或细菌的抗体。”
“他们从一只绵羊的乳腺上取了一个细胞,然后把它变成一只小羊羔。”十年前,英国《观察家》封面故事写道。1997年2月23日,全世界都知道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莫特和基恩·坎贝尔创造了成年哺乳动物的第一个克隆样本。
多利于2003年2月因罹患进行性肺病被处以安乐死,遗骨保存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国家博物馆。然而,多利打开的这扇哺乳动物复制的天窗,至今仍面对公众与媒体的不息争辩。2007年2月21日,当年刊发威尔莫特和坎贝尔论文的《自然》杂志刊出特别报道,回忆十年前多利所受的关注,检视十年来人们观念的变化。
科学家与公众的视差
多利羊1996年7月6日诞生于爱丁堡的罗斯林学院,只因克隆所用的细胞取自于绵羊的乳腺,而以大胸的美国西部乡村歌手多利·帕顿命名。不过,这只绵羊在实验室里的名字普普通通:6LL3,它是威尔莫特当时培育的277个胚胎中硕果仅存的一个。
几乎在多利羊诞生的消息公之于世的同时,公众和媒体就投以狂风暴雨般的热忱关注。“第一个电话来自新西兰。”当年负责罗斯林学院新闻事务的苏·查尔斯回忆道。第二天,美国方面打来电话,询问克隆所涉及的政治和宗教问题。苏·查尔斯记得,她、威尔莫特和其他同伴在两周内接到了不下2000个采访电话。
“科学家们克隆了成年绵羊——英国的成功拉响了警报”,类似的报道标题铺天盖地。多利诞生了,但并非人人都欢迎。学者们警告说,由于人的罪恶和贪婪,未来可能出现庞大的人类克隆大军。保守主义者宣告:核心家庭形式从此死亡。激进分子忧心忡忡,认为大量医生会利用更加完善的克隆技术,为那些无法生育者、自恋狂和行为古怪的人服务以寻求财富。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则宣称,这项技术“提出了重大的伦理问题”,要求其生物伦理学方面的幕僚在90天内给予如何限制应用克隆技术的建议。
消息公布之前,威尔莫特和他的同伴、回应论文的人、《自然》杂志预先看到论文的人中,没有一人预料到多利将会带来如此巨大的舆论反映。这一领域中的科学家把多利的诞生看作累积的进步——早在一年前,威尔莫特及其团队就曾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公布他们利用胚胎细胞中取出的核子,成功克隆出两只羊羔莫拉格和梅甘。
“我一直主张,多利在期待中诞生,莫拉格和梅甘支持着它的诞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免疫生物学研究所主任戴夫·索特说。在关于莫拉格和梅甘的论文发表后,索特曾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提醒人们:是考虑从成年动物细胞中克隆哺乳动物的时候了。
《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也对当时的舆论阵势大吃一惊。“我们意识到,这一论文论证了如何克隆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他说。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多利相对于莫拉格和梅甘有哪些进步,而非可能的道德非议。
然而,对于科学家只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研究基础上的一小步,对于公众,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预报。为何多利是特别的,而莫拉格和梅甘不是?因为多利是从成年绵羊身上提取的体细胞成长而成,不再是由胚胎细胞发育而成。她的诞生标志着生物技术新时代的来临,也被认为打开了人类克隆的通道。人们看到,闸门一旦打开,人类克隆也许会像试管婴儿一样普遍。
关注焦点转向干细胞研究
1963年,英国基因学家J.B.S.哈尔丹以希腊单词“klon”制造了“克隆”一词,意为“嫩枝”。尽管此前曾成功克隆出青蛙、鱼等生物,但多利的诞生,却是人类第一次运用体细胞核转移技术克隆动物。直到今天,这种技术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取一只哺乳动物的卵细胞,移去卵中的细胞核,然后利用极小的玻璃管将从要克隆的动物身上取下的细胞核替换进去。重组后的卵细胞经过电流处理后,置入放有滋养化学物的碟中以便进一步分裂,几天后变成一串细胞,移植到代替母体的子宫中。
2002年,多利羊6岁,属于中年。威尔莫特发现它患上了老年绵羊常见的关节炎。2003年,多利又得了高龄羊的“典型病症”——肺部感染。这些典型的“高龄病症”对还年轻的多利而言,很可能意味着目前的克隆技术尚不完善。
“十年前,多利的诞生似乎预示了一个医学新领域的出现——但是,什么也没发生。”近日《卫报》刊出的文章不乏惋惜。到目前为止,伊恩·威尔莫特依旧相信,克隆的最佳用途在于创造可以为人类提供抗体的牲畜。“这是很切实的应用。”上周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威尔莫特说,“很快,我们就能利用家畜提供能够除去肿瘤或细菌的抗体。”
但即便如此,克隆应用于医学领域的成本将十分昂贵。进行200多次胚胎试验才得到一个多利。威尔莫特说,那意味着百分之零点三的成功率。“现在,我们将成功率提高到百分之三,但依然很低。”
这些年来,克隆牛、克隆马、克隆鼠、克隆狗等动物相继诞生,但人们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一个十年前未曾预见的领域——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威尔莫特克隆多利时的出发点相似,胚胎干细胞复制可用于医疗,如作为疾病模型或者药物试用目标,或发展成包括器官移植在内的治疗手段。人们不再需要克隆人类晶胚,而只克隆其中某一特定干细胞,研究同样能顺利进行。
科学家们认识到其应用潜力,公众也立马逮住这一概念:允许研究上的克隆会导致这项技术某天用于生殖目的。此外,研究中的克隆为科学目的创造、控制和毁灭人类晶胚,是对人类尊严的攻击。
“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取代了关于克隆研究的争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阿瑟·康普兰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如今对于克隆晶胚、而非人抱有巨大兴趣。
“当人们意识到干细胞研究是治疗疾病的新的可能性,他们思考胚胎干细胞的思路也改变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伦理学家乔纳森·莫伦诺说,现在,人们更愿意将之看作能帮助他们的科学研究。如在美国,十年前反对克隆婴儿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而在近年的调查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支持利用临床废弃的晶胚进行干细胞研究。
莫伦诺认为,如果胚胎干细胞研究能发展到允许捐献遗体用于治疗复杂疾病,道德上的争论将会转向。人们不再会将焦点集中于克隆本身,而会关注自己身上已知的可能罹患的疾病,个人需对此负责:“如果遗传学研究更进一步,我们将有全新的观点,让《时代》和《新闻周刊》都闭上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