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我们在生活中大抵都遇到过这样的选择。从行为学或生物学上来说，无疑它属于抉择行为的范畴，并且这种行为并非我们自认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所专有。这种行为的特征是，行为主体受主观意愿的驱使，在某一特定时间，需要从两个或多个可实施的行为中选择一个实现之，而这些选择项是不相容的，即非此即彼。这些不相容的形势则被称为冲突环境。
冲突环境类型
人类的经济行为由一系列抉择构成，所以经济学家对于抉择或者说决策问题有种天生的关注。抉择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抉择是否符合理性原则，人是怎样做出抉择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热衷的话题。但经济学中的实例对于科学研究的简单化要求来说过于复杂，在2002年史密斯（V. Smith）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实验经济学并不受重视。所以从行为学或者心理学角度出发，简化条件，设立可以定量化的行为检测指标，成为研究冲突条件下的行为规律的必然手段。其中被引以为经典的是米勒（N. Miller）于1944年前后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米勒将大鼠置于长条形高台的中间，大鼠只能向左右方向运动。高台的两端可设置不同的奖励和惩罚组合，形成不同的冲突环境，观察大鼠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模式，总结出其抉择的特点和策略。
第一种为双趋对立。高台两侧均为吸引性食物，但大鼠只能择其一，即大鼠选择向左边的食物靠近时，也意味着它远离了右边的食物，反之亦然。实验显示，只有当大鼠正好处于两个吸引源的梯度中心时，才会出现选择困难，一旦偏离这个中心，大鼠就会显示出就近选择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随着大鼠接近目标而变得越来越强烈。换句话说，在这种双向吸引性的对立矛盾中，对于抉择主体来说，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困难，最容易得到的，便是最好的。事实上，我们在拿着菜单面对龙虾还是鱼子酱这样的选择时，并不会犹豫很长时间。
但现实中除了鱼和熊掌这种令人愉快的选择外，还经常伴有申生重耳这种残酷的两害选择。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生，但是重耳在选择逃生的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颠沛流离的苦难。这种两个选择项都是排斥性的情况称为双斥对立。在实验条件下，高台两侧都放置了电击惩罚装置，大鼠处于高台中间，当它企图远离一侧的惩罚时，就意味着更接近另外一侧的痛苦体验，这时大鼠就会表现出左右逡巡。这种冲突环境对于主体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当然人人都愿意远离灾祸，但无可避免时，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许也只能是此情况下大多数人最好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困境并非像以上两种那样极端，但是在生活中更为常见，那便是苦中有乐，悲欣交集，称为趋斥同相对立。大鼠被置于高台的一端，另外一端是伴随着电击的食物，大鼠在接近食物的同时也接近了惩罚。这个时候，动机和恐惧的对比就具有关键意义。当大鼠比较饱时，它就会选择远离食物，如果饥饿程度增加它就会接近食物，直到最后饥饿足以使其不顾电击的痛苦而去获取食物。如果将大鼠置于一个放有伴随着惩罚的食物的高台上，那么大鼠就会绕食物做半径逐渐缩小的圆周运动，运动轨迹为螺旋线，而螺旋线中心即为伴随着电击惩罚的食物。现实中，这种火中取栗般的两难选择行为，受到主观意愿和个人性格的很大影响，对目的的渴望和对失败的无惧，都将增加对高风险方案的选择概率。
以上三种是对立冲突的基本形态，在此基础上的组合可以产生纷繁多样的两难抉择环境。很多时候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问题所涉及的选择困境，认清当前的环境和面对的冲突类型，可以帮助个体更好或更果断地做出决定。
经济学抉择理论
如果把经济活动比作毛发的话，那么抉择就是皮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经济学家同样关注抉择的诡异多变。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在利益驱动下，人类的抉择行为表现怎样，对经济的影响如何？在经济学理论中，抉择行为的核心是效用和价值。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抉择，即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估计各个冲突的选择项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所要付出的代价，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意愿的并照此行动的过程。从数学上来讲，抉择的目的可看作预期的效用函数，这个函数可用来估计收益，即结果。我们可任意做出选择，但却不能直接选择抉择的结果，而只能得到围绕预期存在某个概率分布的实际结果，抉择的目的是为了使抉择的效用函数得到最大值。但由于存在误差，同样的选择并不一定得到同样的收益。对于同一任务，存在差异的个人获得最大效用的途径可能不一样，其各自所获得的最大效用值也不尽相同，所以采用适合个体情况的抉择策略，才能做出对个体最有利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