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经济、作物育种、作物栽培、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参加了中国科协主办的有关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论坛。正如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大会执行主席万建民教授所说,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不仅包括生产的粮食够不够吃,也包括生产的粮食是否安全、健康。
■ 乐观的粮食观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教授认为,近年来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来自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储备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达到历史纪录之后,出现连续下降;其次,2003年突发的“非典”疫情,引发了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尤其国家粮食安全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三,粮食价格在持续了6年的下降后,于2003年9~11月突然出现回升,人们热衷于讨论如何建立国家粮食安全的预警体系,使许多人感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挑战,并断言粮食在2006年前后将出现“拐点”并有产生危机的可能。
黄季焜对粮食安全问题相对乐观,他表示,中国目前不存在对国家食物和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因素。中国从1983年开始从食物和饲料的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而且出口量和净出口量逐年增加,2003年的中国食物和粮食的出口和净出口水平都达到了历史纪录;90年代末超常规的国家粮食储备导致市场价格和粮食生产逐年下降,到2003年初粮食市场供需状况基本达到平衡,粮食价格开始趋于稳定,2003年底粮价上涨,总体上讲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供需反应,因为当时国家粮食储备已下降到较适宜的规模,同时2003年粮食继续减产,秋季粮价开始回升,但在粮价上涨过程中,政府和媒介对粮食安全问题过于关注诱导了预期粮价的上升,从而加剧了2004年初的粮价上涨。
同时他认为,中国的耕地在最近几年确实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人们经常所提到的城乡建设和工业占用耕地的剧增,而是1999年以来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计划,但退耕还林对中国粮食生产、市场价格的影响非常微弱。
不过,他也表示,食物质量和食品安全是我国食物安全的重要问题。我国有一部分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粮食、农畜产品和蔬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的农药和重金属污染问题都很严重。
黄季焜同时建议,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新体系,进一步放开对粮食购销过程的控制,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储备粮的数量、吞吐和运作方式,公开国家粮食储备粮及其它粮食市场信息,有效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健全国家食品质量法规和监控体系,建议参照国际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修订《食品卫生法》或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法规。
■ 概念偏差导致周期性的粮食危机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所长王汉中研究员表示,在中国,人们习惯于将传统上的主食统称为“粮食”,但在国际上,与中文对应的“粮食”概念并不存在,国际化的“食物”概念包括9大类100多种,而中国传统的“粮食”仅包含淀粉类和豆类作物。
他分析说,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正确的农业发展方针,但在贯彻落实时,却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致使农产品结构单一,食物总量不足,膳食结构很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油脂、蛋白质等其它营养素的生产和消费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做到了“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养则养”。受市场需求的拉动,除“粮食”生产稳步发展以外,油料、蔬菜、水果、水产、畜牧、养殖等各行各业均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真正地出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995年开始,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所提出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把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引入了歧途。顿时举国上下大肆炒作“粮食安全”,受传统“粮食安全”观的影响,各级政府实行“米袋子”行政首长负责制。在片面的“粮食安全”观的指导下,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1995年至1998年,中国几乎又回到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的年代,4年下来,一方面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全面过剩,大江南北出现“卖粮难”,而另一方面,每年却要进口近2000万吨的油料及其制品。
“卖粮难”,政府以保护价收购,政府财政负担十分沉重。“谷贱伤农”,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受伤害。一时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代名词,中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减产。2004年,“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为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大事。
王汉中认为,必须树立“食物安全”的观点,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向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公海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