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人看来,“它”不过是一个新的物种,但在另一群人看来,“它”是一个危害人类健康的魔鬼;
在一群人看来,“它”是解决粮食危机、减缓气候变暖的良药,但在另一群人看来,“它”的背后存在着利益集团不可告人的灭绝人性的巨大阴谋。
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府决策、商业实践和公众参与领域,“它”都是引发各种观点激烈碰撞的“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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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转基因。
转基因优势“不可忽视”?
“目前在生命安全领域,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转基因技术是继续发展,还是有限制地发展,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焦点和敏感问题。”环境保护部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王捷处长说。
4月28日至29日,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在京举办了“生物安全国际论坛”。这已是自2003年以来召开的第四次“生物安全国际论坛”,会场上仍是争议不断。
用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的话说,两天的论坛,似乎只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转基因技术虽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它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化生产和规模应用具有一定的风险。转基因问题需要长期的跟踪研究和实践,才能最终得出一些相对比较科学、准确的认识。
最先“放炮”的是朱祯。他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转基因技术和应用坚定的支持者。
朱祯主张大力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的粮食问题。朱祯认为,要解决未来的吃饭问题,必须突破传统技术,采取新技术、新方法。而转基因技术为作物新品种培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解决未来对粮食的需求。
“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按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要满足未来的需求缺口很大。”他说,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为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十年来我国水稻单产一直徘徊不前,亩产在430公斤左右,单靠传统育种已很难有大的突破。
朱祯以转基因棉花为例称,我国转基因抗虫棉业已实现产业化,2008年我国抗虫棉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面积的72%,国产抗虫棉面积占其中的91%。1999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抗虫棉累计推广了2.2亿亩,减少农药使用量80%以上,年节省农药4.5万吨,平均每亩增收节支220多元,总共经济效益高达400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对转基因研发的投资强度。
植保(中国)协会给记者提供的一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的环境效益与生物安全》的报告显示,自1996年至2009年,全球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总共减少农药使用量9.39亿公斤有效成分。如果欧洲50%的玉米、油菜、甜菜和棉花使用转基因品种,农药每年的使用量将减少1450万公斤(即有效成分440万公斤)。用药面积将减少750万公顷,节约2050万升柴油,从而减少73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份报告还显示,转基因作物的使用,不仅可以增加作物产量,耐除草剂作物还将使得免耕农业成为可能,这是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免耕意味着将种子直接播入土壤而不需要预先翻耕除草。不进行翻耕能够保持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节约用水。而由于减少了农业机械的使用,能够减少石油燃料的使用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