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在第二届中国博鳌农业（种业）科技创新论坛召开之际，就如何整体推进中国新型种业发展体系建设，创建种业科技托管中心，创新商业化育种机制和模式，培育推动中国种业迅速做强做大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
科技日报：第二届博鳌农业（种业）科技创新论坛主题为“创新引领发展做大做强种业”，这是基于什么背景提出的？
张来武：去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确定了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地位；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并进一步要求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现代农产品市场竞争的核心逐渐转向良种竞争，在农业各项增产技术措施中，良种的贡献份额已占到30%—40%。这次会议便是针对种业做大做强，寻找其中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系统顶层设计中国新型种业体系，整体推进中国种业的发展。
科技日报：我国种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张来武：我国种业发展经历过三个明显发展阶段：1990年以前，种业实行计划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实施“种子工程”为标志，多种类型种子公司出现；2000年《种子法》颁布后，种业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企业逐步成为种业发展的主体。发达国家种业发展也有三个阶段：公益性种业发展阶段、商业化种业发展阶段和全球化种业发展阶段。虽然经过多年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目前我国农作物新品种覆盖率已达到95%以上，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部分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但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总体上我国种业水平处于发达国家20世纪末的水平，差距不小。比如说，我国玉米平均单产水平相当于美国等平均单产水平的60%，我国大部分高端优质蔬菜品种资源来自国外，我国规模化养殖场80%的畜禽原种依靠进口。
科技日报：“十一五”期间，我国生物种业取得了哪些成效？
张来武：经过多年努力，科技进步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间，种业科技为促进种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高效育种技术体系的构建，提升了我国农林动植物的整体育种水平，加快了育种进程；农业基因资源发掘、保存和利用取得突破性成效；筛选与创制了一批有重大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农林动植物新材料和新品种，正在为我国农业生产发挥巨大作用；新品种、新技术的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广得到整体进步，促进了应用规模化，加快了农林植物产业化。
经统计，这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领域生物种业项目研制新品种、新产品、新材料3029个（其中选育农林动植物新品种1873个），申请国内专利881项，申请国内发明专利776项，已完成的国内标准有237项；科技成果转让数达425个，转让获得收益达6674.5万元；项目执行期间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累计创造社会经济效益达1394亿元。
科技日报：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国种业现在还面临哪些突出问题？
张来武：目前我国种业发展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商业化种业发展机制体制尚未建立，国内种子行业事企不分、公益性与商业性重叠，处于各自为政、小而散乱的现状。由于合作机制的不完善，一方面院所和大学构成的重要科研力量技术推广不出去，另一方面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人才缺乏、研发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这些都制约了我国种子行业的快速发展。
科技日报：要解决这些问题，您认为采取什么方法最为有效？
张来武：农业科技创新是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根本出路。这里指的农业科技创新是经济行为，是指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实现能力。如果种业科技水平单单依靠论文发表数量，解决不了种子行业小而散乱的现状。创新的标准应该通过市场价值来实现。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三螺旋理论，即政府、企业与大学是知识经济社会内部创新制度环境的三大要素，他们根据市场要求而联结起来，形成了三种力量交叉影响的三螺旋关系。三螺旋理论的核心在于，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在区域内的科研院所与大学成为主要知识资产，具有了更高的价值。在成熟的创新区域内，科研院所与大学通过其组织结构最下层的研究中心、科研小组以及个人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活动良好的接口，在区域内发挥了强大的科技创新辐射作用。现在首要是通过设计中国新型种业体系，创建种业科技托管中心、创新商业化育种机制和模式、培育推动中国种业迅速做强做大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推动种业发展的三种力量进入三螺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