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黄大昉教授，是在北京圆明园西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办公室里。
他笑着对记者说，我在农科院植保所有20多年，研究苏云金胞杆菌基因，也就是BT基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调到了生物技术研究所，开始了转基因研究，即转BT研究。把BT基因提出来以后，再把它转回BT，或者再转到植物里面去。这就是转基因技术了。
在植保所，黄大昉教授长期致力于植物病虫害生物学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在国内率先开展植物病原真菌抗药性、病原真菌遗传转化与杀虫防病微生物基因工程等项研究。在生物所，黄大昉教授带领课题组鉴定克隆了32种新型的苏云金芽孢杆菌杀虫蛋白基因并获得国际命名，其中部分基因已分别导入玉米、水稻、大豆、烟草、草坪草等植物和农业微生物，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转基因作物和新型杀虫微生物农药的开发提供了技术储备。
黄大昉历任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973计划农业领域咨询专家组组长等职，在推进转基因抗虫棉、抗病虫水稻、农业微生物基因工程研究和产业化、农业重点基础性研究、以及农业基因生物安全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是国内唯一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国家级非盈利科研结构。
上世纪90年代，生物所郭三堆研究团队研发抗虫棉并实现产业化；2009年，生物所范云六院士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目前中国正在打造转基因作物的“三驾马车”，即用于纤维的Bt棉花、用作饲料的植酸酶玉米和粮食作物Bt水稻。这是我国农业科技方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三个标志性成果，生物技术所占了两个半，因为转基因水稻所用的抗虫基因也来自于生物技术所。
当转基因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黄大昉教授。
粮食安全离不开转基因技术
大地：连续几年来，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都被政府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比如，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推进产业化的要求。
黄大昉：农业是现代生物科学发展前沿和生物技术应用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科技创新、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我国农业面临严重挑战，耕地减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灾害频发等诸多矛盾。面对着越来越大的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和今后10年增产1000亿斤粮食的目标、面对着超过4000万农民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转基因技术以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能够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或加工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的产品(如粮食、医药、食品、能源、化工原料等)，可以实现传统技术手段的更新，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为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难得的发展机遇。
如果没有科技的新突破，农业生产就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农业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对农作物增产、粮食增收、品质改善，促进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因素。
大地：具体来说，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黄大昉：“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转基因育种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在世界范围内，以转基因育种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成败中国这样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
在转基因育种技术开发上，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就是国产抗虫棉，失败的教训就是大豆。因为我们对转基因大豆自主研发技术没有给予更多重视，按照WTO规则，大豆市场放开后，外国转基因大豆如潮水般涌入，短短几年便控制了我国市场。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发展转基因作物育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