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种业规模达500亿元，潜在市场达900亿元。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种子市场。”采访刚一开始，黄崎博士就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抛出了这几个数据。
黄崎是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的助理，也是最近刚刚出版的《中国种子》一书的作者。和记者谈起中国种业战略的话题，虽然市场前景一片大好，他却表达了多重担忧。
生物主权保护缺位
黄崎介绍说，在我国粮食作物中，杂交水稻一枝独秀，而玉米、大豆种业却藏有隐忧。同时，由于种子问题隐匿于粮食生产的背后，一般难以显现其重要性。
“国际上，印度、阿根廷的农业生产出现严重问题，部分原因是未能控制好种子‘源头’问题：一是对转基因种子的依赖度认识不清，作为农业发展源头的种子被控制；二是某些农业跨国集团从自身商业利益出发，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手段，借助资本，垄断市场，攫取超额利润；三是传统种业被行业升级所淘汰。”黄崎认为，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农作物种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一些发达国家企图通过种业战略，影响他国的粮食生产，控制其生命线，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
黄崎认为，我国应强化生物主权安全观念。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予一样，生物主权是指生物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不可分割让予。
上世纪90年代，有人将中国的野生大豆经非正常渠道带回美国，通过科学研究，分离出高产基因，并将该基因在101个国家申请专利，然后再将含有该基因的豆种卖到中国，向中国人收取高额专利费。在黄崎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已触犯了我国的生物主权安全。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实施专门性、连续性的战略及应用研究计划来保护生物主权安全。黄崎希望，这能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种业产学研严重脱节
我国在1995年启动“种子工程”，提出要打造大型种业集团，以改变种企“散、小、乱”和“育、繁、推”相互脱节的局面。不过，黄崎认为，至今这一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加剧。
2000年以前，我国种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省市县都有种子站，种子实行计划生产分配。2006年种子行业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传统的种业体系“线断网破”。
与其他行业市场化改革一样，种业在改革初期，面临着几十万从业人员需要就业安置的问题。地方政府疲于应付新老矛盾，无暇统筹规划新的种业市场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各类种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多时达8700多家。一般种子公司由于市场化时间短、规模偏小，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资本、优势品种等方面积累不足的问题，绝大多数没有科研育种的能力。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依然承担着多于85%的种业科研育种工作，这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相去甚远。
“这也就造成了我国种业目前产学研严重脱节的现状。”在黄琦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在种业发展模式创新、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和种业市场体系规范上没跟上种业发展的需要，导致资本对我国种业介入很少，制约了我国种业的发展。
而国际知名种业公司，如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的发展，无不是在完善种业发展环境之后，用资本的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
反观我国种业的发展，黄琦表示，对于领先世界水准的杂交水稻技术，应该从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对于我国的弱势品种，应用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将尘封于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及品种迅速孵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现代农业2.5产业”
201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做大做强现代种业”。中国种业发展迎来了新契机。
黄琦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加大对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的研究，做好技术储备；第二，谨慎转基因商业化，重视系统风险；第三，政策引导，市场运作，资本推手，带动种业的升级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基因工程、新的农耕技术等正在改变着农业发展模式。黄琦将这种全新的农业产业业态称作“现代农业2.5产业”。他认为，这是一个全方位服务于农业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产业。它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围绕农业价值链的创新，重点整合研发、繁育、推广、商贸、物流、金融、会展、培训等关键环节。
“现代农业新的发展，只有通过产业链的延伸，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业的转型升级，才能使种业向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这两个‘高端’延伸，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我国种业乃至农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黄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