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天人合一”
转基因是近年来引人瞩目的公共话题之一,中间涌现出了多个传播事件,远远超越科学与农业的范畴,讨论之激烈、参与者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都极为罕见。尽管至今为止,世界上所有主流科学机构都认为,当前的科学评估、生产实践都显示,转基因作物与常规作物一样安全,却仍不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从传播学角度看,相关的传播受到了干扰或误解,舆论已经构建了非科学、非学术的表达框架,沟通失真导致了传播障碍。
仅用“新事物诞生必然遭遇接受障碍”这一规律,不足以解释转基因知识传播中碰到的问题。对转基因而言,科学术语的专业表达和公众所需要的通俗表达构成了两个话语体系,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信息流通通过语言这种“符号”来实现,“解码/编码”之间存在巨大偏差。
科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往往从科学知识的普及角度克服这些障碍。但实际上,转基因科学传播障碍的背后有着更为隐蔽的反智社会态度及对传统农业的迷恋心理,三个因素都与中国传统直观外推思维方式有关。
本文在梳理了天人观的历史脉络后,发现转基因知识传播所面临的,实际是构造自然观与有机自然观之间的冲突。对有机自然观的误读与当前弥漫的反智主义关系密切,转基因带有“高科技”的突出特征,恰恰容易成为反智主义攻击的对象。在有机自然观和“反智”传统的影响下,社会上对传统农业的迷恋有着相当的市场。但质疑现代生物技术、希望重返传统农业已经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转基因技术要克服传播障碍,必须重构环境,除了以经济动力继续推动传播工作外,也要让技术发展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自然观相结合。本文将分为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反智的社会态度及对传统农业的迷恋心理三篇文章来进行论述。
“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误读
“虫子不吃人能吃吗”,一个简单的反问句式正在瓦解一批科学家数十年的努力。尽管从科学逻辑上看,这类言说完全经不住推敲,但却符合日常经验,能够调动公众的直观理解力,因而具有巨大的传播威力。动用常识来进行直观外推的简单句式之所以泛滥,依靠的是言说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意义。
这个矛盾句式隐藏的回答是“虫子不吃人就不能吃”、“虫子能吃人才能吃”。由虫及人,暗含的逻辑是人与虫的同构。“虫子”是世界万物的一类,和人一样,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虫子”由此代表着“自然”。万物互相交感,人和代表自然的虫子能分享相同的食物,自然才是和谐的。虫子都不吃的转基因水稻,代表着“自然”的抗拒,而转基因水稻恰恰是科学家们(人)的创造。转基因的命运由此注定:它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与传统的“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格格不入。
在日常生活中,依赖于传统直观外推思维方式的有机自然观的影响随处可见。天然有机食物的热潮、吃哪补哪的食补法和各类荒诞不经的养生术,无不是“五千年文明”之花结出的奇异果实。转基因所创造的,恰恰是直观外推方式所不能理解的范畴。在这种思维方式及自然观里,任何打上“人造”烙印的物品都会受到审判。
转基因生物(食物)需要精确的基因克隆和转移,跨越了物种鸿沟,是完全意义的人造产品,如此“非天然”,肯定是“生而有罪”。不仅仅只有转基因食品,通过化肥、农药、植物激素得到的农产品,或者是运用食品添加剂的食物,它们也值得怀疑,不过程度不一而已。只有那些看起来更传统、天然的食品才更接近自然,因此更安全更好。正如田松等所言,“人类与水稻、麦子、玉米,都经过了漫长的适应过程,相互选择,相互改造,共同演化。人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传统社会,一个人到达异乡,常常会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食物都会不适,更何况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
在“人造/自然”两者之间,“自然”似乎成了当然的选项。这不只是传统的幽灵,值得重视的是,“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正在变得时髦。人们重提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自然观,目的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希冀从传统中挖掘出有益于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论已经达到了生态的高度,与今天所提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类似。
这种更相信直观经验,普遍接受万物互相交感,追求“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是如何演化而成的?在对待当下复杂问题时,这种自然观是否又能像提倡者所希望的那样,带来人与自然的大和谐?
“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最为悠久的一个哲学问题。直接将“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认为“天人合一”是天人关系的精髓,概括历朝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和谐关系,这无疑是轻视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
首先是“天”的含义,历来就有多义。说“天”大致等同于如今统一完整的自然概念,不免牵强。《道德经?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时的“天”和“自然”与今天的自然概念都相差甚远。
即使不纠缠于概念,中国历史上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也是多样的,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等多种观点。儒、道等诸子百家之间对“天人关系”的看法有显著区别,在人的能动性上,儒家相对积极。老庄“与天为一”的“顺天”说,荀子改造自然的“制天”说与《易传》的“天人调谐”说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天人合一”观,发源于周代,夹揉了老庄与《易传》,中间出现了孟子“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张载、二程时达到成熟。整体来说,“天人合一”自然观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强调人性即天道,认为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是一致的,无疑是过分强调人的内圣外王的精神体验而忽视了人对环境的现实需要以及所受的限制。
把追求道德完善视为人的最终价值判断的伦理中心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下意识,载其所支持的有机自然观下,对转基因这样“非自然”的产物,容易出现大量批评都集中在道德层面的现象,“研发者卖国、追逐利益,产品毒害国人”等阴谋论式的批评更能调动民众集体下意识,更具有煽动力。
在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实践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阐述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三才”理论。传统中国无疑是一个向土里讨生活的农业文明社会,其中发展起来的“天人观”,与“三才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该理论是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模式,更通俗地表述为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和(或人力)。“三才”中的天地人,最接近于现在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先秦以来,“三才”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广泛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处于人类之外的“他者”——天地,如何与人相处,二者如何在对立中寻求统一,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这正是“三才”农学思想试图回答的问题。更为基础的“三才”理论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天地”的“他者”存在,进一步说明了“天人合一”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之不可得。
从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实际结果看,如果“天人观”中确实存在某种生态智慧的话,也只是停留在理想之中。自汉以来,中国环境整体持续恶化。余文涛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总趋势,自秦以降逐渐恶化。从先秦起,其间经历了良好-第一次恶化-相对恢复-第二次恶化-严重恶化等五个阶段,明清以后为中国环境急剧恶化时期(图表1,引自陈业新中国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及其原因初探),尽管造成环境整体趋恶化的因素复杂(最主要原因应是人口增长——编者注),但从结果上看,“天人合一”显然并未能调适人和自然的关系。
由此可见,和对转基因的争议一样,对“天人合一”现实意义的理解是有分歧的。可取的态度只能按“照着讲”的途径——即要尊重它实际的历史内容,才不至于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在如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古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给出了异常丰富的回答,“天人合一”从来就不是唯一答案。如果不反思并完成“天人合一”有机自然观的现代转化,反而据此来反对转基因技术进而否定所有现代技术,恐怕只能是南柯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