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豆原产国，我国栽培大豆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大豆曾经享誉世界，可以说，大豆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我国的大豆市场遭遇剧烈波动，进口大豆的数量迅速增加，对外依存度超过80%。与此同时，前不久农业部批准3种转基因大豆进口，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国外大豆占据国内大部分的大豆市场，国产大豆究竟能否守住最后的壁垒?我国的大豆产业究竟该何去何从?本期，来自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研究员做客中国农业新闻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就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与大家进行探讨，带我们一起走进大豆的世界。
记者：目前国产大豆的自给率仅为20%，形势非常严峻，甚至有不少声音质疑，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您怎么看待国产大豆目前的形势?
韩天富：2012年，我国进口大豆5838万吨，国产大豆约1300万吨，自给率仅为20%，形势的确非常严峻。进口大豆比重过高，不仅严重威胁我国粮食、油脂供给安全，而且使饲料业、畜牧业、食品加工业受制于人，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万一出现进口大豆运输通道受阻、货源紧张、价格急剧波动等特殊情况，甚至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稳定和适度恢复大豆种植面积，不断提高单产水平，保证国内食用大豆的完全自给，保持油用大豆的生产能力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能放弃。
我觉得认识国产大豆的形势，需要从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来看。
从消费的角度看，过去20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对植物油脂和饲用蛋白的需求量增加很快。大豆是粮食、油料和饲料兼用作物，市场需求量迅速攀升，供求缺口不断扩大。但由于我国发展大豆生产的空间有限，只好通过大量进口大豆来满足市场对大豆油脂和饼粕的需求，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加工国。
客观地讲，进口大豆对于满足市场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平衡国际贸易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进口大豆冲击的不利市场环境下，我国大豆生产的规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萎缩，而是明显扩展;总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2005-2007年与1995-1997年进口大豆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比，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增加15.4%，总产增加8.7%。在四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中，大豆面积和总产量的增幅均居第二位，仅次于玉米。2008-2010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均在850万公顷以上，总产量保持在1500万吨左右。大豆面积明显下滑开始于2011年，其主要原因是国内玉米价格较高，效益好于大豆，挤占了大豆种植面积。另外，政策导向也有利于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发展。
从总体情况看，过去20年里，我国大豆生产的规模是基本稳定的。只要政策得当，技术跟上，保持和适度发展我国大豆生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国产大豆的出路在哪里?有什么对策?
韩天富：首先，要准确把握大豆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粮油供给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发展目标。一是要保证食用大豆的完全自给，二是要保持油用大豆的生产能力，三是要充分发挥大豆在农业持续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们每年需要食用大豆1100万吨左右，基本由国产大豆供给。今后，食用大豆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以保证国内市场对食用大豆的需求，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我国油用大豆市场基本上被进口大豆垄断，但我们在科研方面决不能放弃高油大豆品种的选育，在生产方面也要保持一定的规模，以保持油用大豆的生产能力，规避由于市场变化等因素产生的大豆油脂供应风险。
大豆具有共生固氮的能力，化肥用量小，有助于建立低碳高效环保的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目前，美国、巴西、阿根廷等既是玉米主产国，又是大豆主产国。他们的玉米、大豆单产高、生产成本低与实行玉米与大豆的轮作有很大关系。我国农业要持续发展，也要把大豆纳入轮作体系。建议在东北北部地区实行大豆隔年轮作，在东北中、南部玉米主产区，每种植2-3年玉米，要轮作一次大豆。在黄淮海冬小麦产区，要每年或隔年种植夏大豆。
第二，在政策方面，建议将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一视同仁地落实到大豆生产中。目前，扶持大豆生产的政策与玉米、水稻、小麦等高产作物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三，要大力加强大豆科研，加快技术推广，提高农民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要尊重农民选择技术的权利，让中国农民和他们的外国同行一样，有权分享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这些年来，美洲国家大豆生产中积极推广轮作、免耕、深松、秸秆还田等技术，这些技术应用的条件之一是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品种的推广。我们国家也不能游离于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之外。
记者：前不久，农业部批准了3种转基因大豆进口，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那么，到底什么是转基因大豆?对人体究竟有没有害?
韩天富：从1997年起，我国进口大豆中转基因的比例不断升高，目前几乎全部为转基因品种。因此，农业部批准进口新的转基因大豆，只是增加了可选择的品种类型，并没有改变进口大豆由转基因品种一统天下的事实。
大豆约有5万个基因，不同品种之间可能有成百个甚至上千个基因是有差别的。在常规育种过程中，通常把2个品种杂交，把父本的所有基因导入母本，这些基因在杂交分离世代重新组合，经多代自交纯合后形成很多类型，经过高强度选择后保留我们需要的类型，就是新的品种。这种育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费事费力。
转基因技术则是在知道基因功能的前提下，把目的基因通过生物技术方法转移到大豆的基因组中来，实现定向育种。以进口大豆中比例最高的抗草甘膦品种为例，它就是通过把微生物中的抗草甘膦基因CP4EPSP导入大豆，使大豆具有了抵抗草甘膦这种除草剂的能力。喷洒草甘膦后，转基因大豆存活，而绝大多数杂草都死了。这样，除草过程就十分简单了。
所有动植物基因的化学成分都是脱氧核糖核酸，即DNA。DNA是由4种核苷酸组成的，核苷酸中起关键作用的部分是碱基，共有4种，即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胸腺嘧啶，它们相当于书写DNA遗传密码的文字。这种文字要翻译成蛋白质才能发挥作用。在活体植物中，DNA携带遗传密码，指导蛋白质合成，维持生命的鲜活。但当植物死亡或变为人和动物的食物时，DNA会被降解为核苷酸，进一步分解为核苷、糖类、有机酸等，蛋白质则降解为氨基酸。它们都可以被肠道吸收，成为人类和动物的营养。不管是植物原有的基因还是转进去基因，从化学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可以被消化、吸收的。
有人担心吃了转基因大豆现在没事，几十年以后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目前推广的转基因大豆，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价。全世界60多亿人口吃了十几年，没发现一例有确切证据的致病、致畸、致死事件。
记者：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引进转基因大豆会导致国产大豆市场更加萎缩，您对此怎么看?
韩天富：从进口的角度看，允许新的转基因大豆进入我国市场客观上增加了选择余地，没什么不好。从生产角度看，我国目前还没有引进国外转基因大豆进入生产领域，也没有批准我国自己研发的转基因大豆应用于生产。
关于我国是否应该种植转基因大豆品种的问题，社会上有不同意见，需要从科学和经济的角度上加以认真论证。在这方面，我认为不仅要尊重一部分消费者愿意购买非转基因大豆产品的权利，也要尊重另一部分消费者愿意购买廉价的转基因大豆产品的权利，同时还要尊重农民自主选择品种和技术的权利。具体一点说，2012年，我国一共花费349.88亿美元购买外国转基因大豆，其中从美国进口大豆为总进口量的37%，价值130亿美元，超过波音飞机，成为美国对华出口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从巴西进口的大豆数量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外汇给了外国，而本国农民却不能采用这种技术，这种“准吃不准种”的做法对中国农民来说是公平的吗?
记者：您曾经提到，我国发展种业生物技术刻不容缓，其目前发展是什么状况?
韩天富：生物技术的潜在用途十分广泛，是未来大国竞争的核心技术，是蕴藏着巨大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国人口多，资源短缺，在粮食、医药、能源、环境等领域面临的许多挑战都需要通过发展生物技术加以解决。在农业领域，培育优质、高产、多抗、高效的品种，就需要种业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和分子标记选择技术。这几年，世界种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据统计，2012年全球28个国家共种植转基因作物1.703亿公顷，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57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进口转基因产品用于食品和饲料加工，相关区域的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3/4以上。以大豆为例，2012年，全世界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大豆总面积的81%。在1996-2012年的16年间，转基因大豆为农民增收320亿美元，2012年达39亿美元。
除美国继续一枝独秀外，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国在种业生物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我国来说，从种业生物技术入手，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不仅关系到产业升级的问题，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地位。
记者：国产大豆的道路走得非常辛苦，为支持其健康发展，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做了哪些工作?
韩天富：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是首批启动的1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之一。体系成员包括来自全国10个科研院所及8所高等院校，分属育种、植保、栽培与土肥、农机、加工及产业经济等6大领域的26位岗位科学家，以及分布在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大豆产区的30个综合试验站，并在330个示范县建立了大豆新品种、新技术示范基地，全面覆盖北方春大豆区、黄淮海流域夏大豆区和南方多作大豆区，形成了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推广的网络。
体系启动5年多来，紧密围绕主产区大豆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技术研发和服务工作，在东北大豆—玉米轮作技术、黄淮海免耕播种技术、南方间套作技术等重大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积累产业数据，摸清产业家底，开展关键性技术问题的联合攻关，培养青年科技骨干，为大豆产业发展积累了后劲。（生物谷 Bio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