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专家李德寿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不过：看护云南元江县境内的八块浅水塘，其中，最大的一块约三亩六分。
看似普通的浅水塘，实则是栽培稻始祖、普通野生稻(O.sative)的生存地。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另两种野生稻：药用野生稻(O.offi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lana)。
但包括李德寿自己在内，没人知道这块野生稻生长点能存留多久。
“野生稻资源消失得太快了。”云南农业科学院的戴陆园博士说，上世纪80年代，云南省原有26个普通野生稻分布点，但现在只剩下元江硕果仅存。
中国野生稻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普查时发现，由于人类频繁活动的影响，加之茭白、莲藕等大量外来物种的入侵，80%的野生稻生长点已经消失。
旧患尚未消除，现在，这些稻谷专家又添新忧。
11月29日至12月1日，农业部生物安全委员会就是否允许首批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召开会议。科学家们担心，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获得批准，那么，在中国生长了至少7000年的纯种水稻，将因“转基因逃逸”而面临污染的危险。
转基因逃逸
转基因，就是把一种生物品种自身没有的基因通过特殊操作转入到这个生物体内，以产生这种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产品，改变物种的生物特性。
据稻谷专家介绍，我国目前可能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将主要是抗螟虫(BT基因)、抗蛀秆虫、抗白叶枯病(Xa21基因)、抗草甘膦除草剂、抗草丁膦除草剂等品种。这些转基因稻的最大优势在于可提高产量，少用杀虫剂，使稻米更“绿色”。
但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薛达元教授指出，转基因稻一旦被大面积种植，难免会污染周围植物。他把这种污染，称为“通过与其野生亲缘种间的基因流而发生逃逸”，即“转基因逃逸(transgene escape)”。
转基因逃逸通常是由花粉流或种子传播介导的基因漂移(gene flow)来实现的。通过基因漂移，转基因将渗入到作物的非转基因品种、野生亲缘种(包括杂草种类)。
专家们普遍认为，外源转基因逃逸到环境迟早会发生，特别是在栽培作物和其野生近缘种具有共同分布的区域，转基因逃逸到野生种群的可能性更大。
基因污染威胁稻种资源？
转基因在环境中的留存和扩散，会导致怎样的生态后果？人们掌握的资料和知识均非常有限。科学家们指出，不同的转基因性状对野生近缘种生态适合度的改变，不是在短短几代就能实现的。因其不可预测的生态风险，专家多对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持保留态度。
但科学家们至少已就这一方面初步形成了共识：外源转基因逃逸到栽培稻和野生稻(包括杂草稻)，可能直接影响这些栽培品种或野生种群的遗传完整性、种质资源的多样性，甚至野生种群的进化方向。
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表明，野生稻中蕴藏着丰富的抗病虫、抗逆、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等优异基因，是水稻抗性育种研究的基因源。
近20年来，随着高产、可全年栽种的单一水稻品种的大面积推广，一些罕有病毒有了固定的温床，害虫、昆虫迅速繁殖，水稻“五病”(稻瘟病、缩叶细菌病、纹枯病、东格鲁病毒病、草矮病)和“四虫”(褐飞虱、大青叶蝉、三化螟、稻瘿蚊)普遍发生。而野生稻，恰可解决目前水稻生产中的难题。如，疣粒野生稻对白叶枯病接近免疫。20世纪70年代在东南亚严重危害水稻生产的矮缩病，正是利用野生稻才得到解决。
但野生植物一旦受到转基因污染，就不可能再修复。
一些专家已把生物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上升到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来说，这更具意义。巧合的是，今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也是“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资料，农作物遗传多样性的75%已经在最近100年间消失。专家警告说，若种质资源多样性再继续急剧下降，当某一生物灾害降临时，粮食作物有可能出现灭顶之灾。
难以控制的传播
事实上，在水稻生产链条的每一环节，只要人们稍一疏忽，基因污染都可能出现。
绿色和平中国项目部主任施鹏翔认为，一旦转基因作物种植到田里，就很难控制它们的传播。“转基因稻种很容易被当作普通稻种，或是在没有标识的情况下出售；转基因稻种很容易被混进常规稻种，然后被种植到田里；转基因稻米在收获、运输、仓储到加工的过程中，可能污染常规的稻米及其制品。”
生态环境安全因此受到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薛达元教授表示，除基因污染外，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还将带来以下风险：
转基因作物释放后对土壤生态系统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不利影响；
从抗病毒作物产生新病毒；
害虫对转基因抗虫作物的抗性进化；
危害非靶标生物(转基因稻的花粉、稻谷、稻草或根系分泌物也可能对稻田生态系统中的昆虫、鸟类、野生动物、根系微生物等产生影响，或诱发突变，或破坏生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