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ArkemaSA公司的亚洲市场开发主管JeromeAllanic说：“生物塑料是一种新材料。它就像是新生的婴儿，我们必须细心培育，帮助它成长起来。”
当从塑料业内人士口中说出“生物塑料”一词时，他们指的是以下两种塑料之一：生物可降解塑料和提炼自生物的塑料，如玉米、木薯或农业废弃物。位于美国密歇根州Lansing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工程学院的教授RamaniNarayan说，这两者不应混淆起来。
他说：“基于生物的塑料不一定属于生物可降解范围。如果它不是生物可降解，就不要强迫它。”
一直以来，生物塑料行业最大的企业NatureWorks其实是该行业唯一的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Blair的NatureWorks公司自1998年成立以来一直生产提炼自玉米的聚乳酸（PLA）树脂。PLA可用于果汁盒、尿布、折叠箱等下游产品，在日本还被用于电子产品。
NatureWorks公司的亚太区总经理PeterClydesdale说：“这使企业有机会更多地宣扬其碳使用的减少。这能增强产品持有者的鉴别能力。”
以此为卖点，许多消费者就会愿意掏钱购买，而随着成本问题已成为PLA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么做已成为必须。原料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因为玉米首先必须被加工成葡萄糖和乳酸，然后才能生产出PLA材料。PLA在强度方面也有限制，因此NatureWorks公司仍在耐用品方面进行钻研。
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Narayan认为，最后一个挑战是诚信的营销。尽管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购买价格较高、带有NatureWorks独特三叶形标志的产品，但某些产品的PLA含量高于其他产品，而且其环境分解能力也不是很明确。
Narayan说，如有些公司仍以重量作为卖点，计算PLA在特定产品中的比例，而真正重要的是其能够减少多少碳排放。他解释道：“生物塑料是一种有机材料，因此它含有生物碳。只要知道生物碳的含量，就能知道你能减少多少二氧化碳。”
举例来说，一个含有30％纤维素和70％聚丙烯的产品能减少18.5％的二氧化碳。采用PLA产品的许多企业都使用这一方法来衡量其行销，即将某些产品减少的二氧化碳与驾车一定距离产生的二氧化碳作比较。
生物可降解塑料还面临着营销不明确的问题。Narayan认为，在英语里，生物降解性（Biodegradability）是最常被误用的词汇之一。
他说：“只是为某样东西冠以生物可降解的名号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指出［进行降解］的时间和环境。”
作为生物可降解而行销的某些产品只不过是能够裂成碎片的塑料。有证据表明，会破碎的产品比根本无法降解的产品更糟。
Narayan说：“生物降解性是指以安全的方式从环境中消失。你在设计产品时就必须考虑到可用的基础设施。”
例如，在行销时自称生物降解的大部分产品仍不会在填埋场里降解。如果未对环境加以控制，许多生物可降解塑料本身会释放出甲烷，甲烷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为发挥其作用，生物可降解塑料需要堆肥基础设施，这种设施能捕获甲烷并将其作为潜在能源来使用，还能对废弃物进行循环，让氧气进入到混合物中。而填埋场一般缺少氧气，因此那里的废弃物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分解。
Narayan满怀希望地指出，许多城镇正在兴建堆肥设施网络。比如北京已设计了诸多堆肥点，以处理奥运会期间使用的生物可降解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