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住院8个月后首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美国大力发展乙醇燃料的政策是与发展中国家争夺粮食。卡斯特罗的文章使布什能源新政中利用玉米生产乙醇这一替代能源的举措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原因是美国总统布什在1月23日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到2017年,美国生物燃油等替代燃料的产量将达到350亿加仑,是现行目标的近5倍的能源新战略。
美国是地道的“汽车王国”,汽车消耗了2/3的石油,石油是美国的机体的“血液”应该说是毫不夸张。布什从去年国情咨文的明确“能源自立”目标的“先进能源计划”再到今年“10年内缩减20%”的“加强能源安全的计划”,反复关注的始终是世人忧心、持续关切的能源安全问题。甚至有的学者将能源安全问题形容为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
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动力基础,涉及到战略资源、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环境变化及经济持续发展。19世纪中叶,石油资源的发现开创了能源利用的新时代。由于石油具有燃烧值高、灰分少、便于运输和使用的特点,上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超过煤炭;60年代石油就占据了世界能源消费的首位;1973年更是达到了53%。这是继柴草和煤炭转变后,能源结构演变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能源革命,对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每天消耗石油约8400万桶,石油、天然气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70%。所以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戴维斯公司第二任掌门人格雷格说:“所有根本性的变革,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信息革命,其基础皆是能源。如果没有能源,电脑又能干什么?现在整个世界依靠石油才能运转,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掌握了命脉。”
有鉴如此,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Yergin)认为,20世纪战争史在一定意义上是能源资源的争夺史。他所著的《石油风云》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世纪的石油发展史,认为二十世纪战争多为能源的争夺而引发的,而战争的胜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最终对能源的占有。丹尼尔·耶金指出,当内燃机取代了马匹和以煤为燃料的火车机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使石油成了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论是远东和欧洲,石油都是影响战争过程的关键因素。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为了攫取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而保护其侧翼;希特勒入侵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高加索的油田;战争后期德国和日本的燃料库都已耗尽,而美国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标志着古老欧洲帝国强权结束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也是为了石油。“石油权力”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把迄今为止处于国际政治边缘的国家推上财大气粗的地位,在以石油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中掀起了深刻的信心危机。石油也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后时代的第一个危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核心。因此,石油作为一种商品不仅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实力,而且还与国家安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由此,能源安全,实际上是石油安全问题也就随之浮出水面。
实际上,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安全问题就开始出现。早在1913年,英国海军开始用石油取代煤炭作为动力时,时任海军上将的邱吉尔就提出了“绝不能仅仅依赖一种石油、一种工艺、一个国家和一个油田”这一迄今仍未过时的能源多样化原则。伴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安全逐渐与政治、经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中,能源跃升为影响战争结局、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法国总理克莱蒙梭曾说,“一滴石油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鲜血”。可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那时便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化的今天,能源已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而已成为带有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问题,它关系各国的经济命脉和民生大计、世界和平与稳定、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