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泥巴点的农夫比尔·库瑟在2006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不仅因为他拥有4000头牛，还因为他有5000亩玉米和大豆，成立了林肯威能源公司，专门生产燃料乙醇。同期上榜者还有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他从失意政客转战为环保先锋，对待生物燃料所持观点十分谨慎，认为不能因种植生物燃料作物而威胁粮食生产或滥伐森林。
有趣的对峙折射了一个日益凸现的话题：被称为“绿金”的生物液体燃料(包括燃料乙醇与生物柴油)在2006年前后进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全球公认的最现实的可再生燃料；另一方面依靠玉米、小麦、甘蔗等农田作物很难完成大规模石油替代和节能减排。
自2001年决定在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省建陈化粮燃料乙醇试点企业以来，中国已成为继巴西、美国之后的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国。然而，迅猛发展的势头背后仍有隐忧。2007年6月，中国彻底推倒了以粮食为原料这张多米诺骨牌，非粮能源作物成为主角，由此引发的故事实际上是同一领域内世界难题的缩影。“绿金”从第1代原料到第2代原料的商业化需要5-10年的过渡期，谁能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并推广原料解决方案，谁就能赢得未来的工业血液和清洁的天空。为此，用数千年时间才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中国将重新回到土地。
我们试图探寻如下问题：
粮食与能源的矛盾在中国如何产生？
粮食的“替补队员”能否尽快上阵？
企业因原料变化将面对哪些机会与尴尬？
国家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梦想？
粮食？能源？
燃烧的粮食不仅发动了汽车，也灼痛了很多人。最初中国以粮食为原料发展燃料乙醇就是战术行为而非战略行为，只是这一思路逐渐变形，在失控之前又被扭转回原来的轨道
从“十五”到“十一五”，粮食在中国披上又脱下了能源的外衣。但是，1973年全球性能源危机是多数国家思考以“绿金”代替“黑金”的起点，而中国的主要动力却并非油价的“涨”，而是粮价的“跌”。
如果翻看2000年的报纸，很容易找到“卖粮难”的大标题。连续5年丰收，时任总理的朱钅容基将粮食称为“甜蜜的负担”,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粮食轮换机制，库存压力极大，出现大量陈化粮，有些粮食甚至已积压7年，连牲口都不吃，仅黑龙江一省粮食管理费用就达几十个亿，这促使中国思考如何在粮食与能源之间搭建桥梁。2000年，朱钅容基总理做了7次关于发展燃料乙醇的批示。
2001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的研究小组赴巴西与美国考察，巴西是当时世界上燃料乙醇发展最快的国家，使用的原料是甘蔗。不过，以玉米为原料的美国可能更直接影响了中国最早期的燃料乙醇发展方案。2001年美国要为燃料乙醇补贴44亿美元，对方给中国考察团算了笔账，消耗多少玉米，可以令多少农业工人就业，乙醇酒精这个行业又纳了多少税，替代了多少石油，又减少了多少运油护航的费用。一年下来，收益最少是55亿美元。
调研归来后，高层决定对乙醇汽油“先试点，后推广”。出于消化陈化粮考虑，试点全部是粮食主产区，选择了河南、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全省范围内试点，之后再扩大到湖北、山东、河北、江苏四省的27个地市。各试点区域都报示范企业，经国务院讨论通过四家，即吉林燃料乙醇公司、河南天冠燃料乙醇公司、安徽丰原生化(6.73,0.28,4.34%)股份公司以及黑龙江肇东华润酒精公司。它们最初就各怀扩产的雄心，按照规划，总共是102万吨年产量，除河南天冠主要采用小麦外，其他三家都以玉米为原料。
可见，最初中国以粮食为原料发展燃料乙醇就是战术行为而非战略行为，只是这一思路逐渐变形，直到2006年粮食安全成为焦点。
2006年7月份，在国家粮食局支持下，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明赴东北三省调研粮食物流情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主产区逐渐北移，已由过去“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东北是全国最大粮食基地，理论上东北有1800万吨粮食的物流量，但几乎所有码头和中转库都在晒太阳。吉林省有“不让一粒原粮出省”的口号，粮食深加工已经轰轰烈烈，其玉米产量预计2010年能达1800多万吨，按照这种势头，届时其玉米加工能力将达到1900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