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是人类面对的最重大的两个挑战。我们看到一系列精心组织的为着特别利益服务的政策出台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对生物燃料的资助如潮水般涌现。它们是些自以为能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农场项目。毫不吃惊它们拥有农场项目的消极特征如：高度保护性，对生产者无限制的支持，无视经济理性。
经合组织的成员国每年用139亿美元到150亿美元进行资助。但这些资助生产的燃料在全部液体运输燃料中的比例少于3%。要想将生物燃料的比例提高到30%，至少需要1500亿美元的投资，随着边际成本的增加，可能需要投资更多。
我们需要审视所有这些支持政策的合理性。来自国际可持续发展组织全球创新计划的一份报告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并不乐观。
补贴政策是非常复杂的。它也可能非常不理性。例如巴西的生物柴油在美国至少被课以25%的关税，在欧盟则是50%。另一个例子是，美国按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对生产灵活燃料汽车给予优惠，因为最多的奖励给了那些最节能的车型，制造商集中生产运动型多功能产和轻型卡车。但是几乎所有这些车的驾驶员都使用普通汽油。结果就是导致了汽油更大的消费。
在美国，支持每升乙醇的成本是0.29至0.36美元，欧盟是1美元。在加拿大支持每升生物柴油的成本是0.2美元，在瑞士是1美元。但是等量汽油成本是每升0.34美元，柴油是每升0.41美元。因此，对生物燃料的补贴通常比等量汽油的成本要高。因此生产生物燃料的成本也通常比较高。
对生物燃料的使用真的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吗？至少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欧盟通过使用菜籽油生产的柴油减少了13%的净温室气体排放，美国通过使用玉米制造的乙醇减少了18%的净温室气体排放。
这项资助已经对食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如2007年，美国对玉米乙醇的需求增加超过了全球的一半。美国和欧盟用大豆和菜籽油制造生物柴油也存在类似情况。食品价格的增长对生产商来说是好的，但对消费者，尤其是对贫穷的食品进口国来说是可怕的。生物燃料产量的增加对土地和水资源造成了压力。
有可能证明这些复杂而昂贵的资助政策，命令和保护方法是合理的吗？不可能，但是这不能阻止人们不断地想出新的原因来证明其合理性。如：
原因一：生物燃料补贴减少了农场补贴。但实际上在美国生物燃料补贴并没有取代农场补贴，反而是是现存农场补贴当中最高的补贴。
原因二：强制使用生物燃料将降低石油价格。但是通过补贴一种生产费用更加昂贵的替代品来降低油价，显然这个想法是相当愚蠢的。
原因三：补贴生物燃料是降低对有风险性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物燃料并不能替代化石燃料，仅仅是对化石燃料的补充。生产生物燃料的能源作物因为天气和疾病的缘故，本身也存在风险。
原因四：补贴生物燃料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方式。根据这份报告，减少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最低为150美元，最高为10000美元。即使成本降到更低，也超过了减少每吨排放量的边际收益。它显然比通过其它方式减排成本更高。
原因五：仅仅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补贴。但是如果生物燃料有竞争力，也不需要补贴基础设施。投资者可以自己解决。
这里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消极的的建议：
取消必须使用特定质量的生物燃料的命令对各种补贴进行规定
取消无限制的资助
一些积极性的建议如：
以能源安全总目标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准确定义政策的目标和手段通过建立全球统一的碳价格，控制所有行动。
使生产者对所有的支持政策展开竞争让市场决定是否使用灵活燃料用油车辆
最后，走向生物燃料的自由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