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能源约束正成为一个愈加显着的不确定因素。可以确定的是，单纯依靠土地、资源、资本等粗放投入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认真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继续做好应对气候变化有关工作。
在中国经济步入“黑色发展”陷阱之前，需要一场能源变革改变既有的能源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外部约束凸显。中国能源经济必须向绿色经济转型，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但能源经济转型必须配套体制和机制改革。
这其中包括能源供应与需求机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能源安全保障机制、能源管理体制、中长期能源战略规划等等。
当前，我国面临怎样的能源经济形势？需要怎样的体制和机制设计，以保障能源供需平稳、维护能源、促进非化石能源发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能源专家冯飞。
能源需求面临快速增长压力
《21世纪》：经过30余年经济发展，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凸显，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环境、资源透支。当下，中国能源经济面临怎样的形势？
冯飞：从国内来看，我国资源丰煤少油缺气，人均资源量比较低。全球资源虽不会即刻枯竭，但供需形势呈现紧绷态势。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能源经济呈现四个方面特点。
首先，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能源需求面临快速增长压力。我们最关心我国能源消费峰值出现在什么时间？当峰值出现时，经济处于什么阶段，这是分析研究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反观国外，英国峰值出现在1880年，工
业革命时期；美国出现在1920年前后，快速工业化时期；日本出现在1973~1974年，战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战略时期。
快速城市化是影响能源消费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国城镇化按每年1个百分点增长，意味着有1300万人口进城，能耗总量将急速增加。据统计，人均城市人口能源消耗是农村人口消耗的3.5倍。
全球化处在快速发展期，国际分工体系加大我国资源环境压力。我国水泥、钢铁等产能位居世界首位，带动能源间接出口。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附加在出口产品上的能源间接出口占能源消费比例为28%，美国是6%，欧盟7%，日本10%，韩国20%。
另有一项指标二氧化碳转移排放量，即为搭载在生产出口产品过程中释放二氧化碳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4%。若按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将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
第四点是，能源安全和环境全球化等问题，使我国面临较强的外部约束。如何将系统外部因素转化为经济系统内部问题？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设计、变革。
《21世纪》：由此看来，国内能源消费增长压力很大。在全球能源经济压力的叠加下，我国应如何稳定自身能源供应、保证能源安全？
冯飞：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我国有必要从能源供应侧和需求侧进行管理，加快能源政策调整和能源技术革命。在供应侧需提高天然气以及核电、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比重，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传统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在需求管理侧，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节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