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药品市场上，当国内企业和产品与跨国企业“正面交锋”时仍处下风，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的产品贡献不到25%，却拿走了75%以上的利润。
这时，我们应该反思，在追赶医药强国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设计适合中国的路径?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是医药创新的“两条腿”，弱化一方面就会影响前进的步伐。在我国医药创新的支持举措中，应加大对工程技术研究和制剂创新方面的力度，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我国研发效率成问题
从1999年开始，国家每年对生物医药的投入平均达到20亿元，2003年投入高达60亿元，并逐年增加。“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科研投入的31.3%投向了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转基因等3个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医药领域的资助也在持续增加，2010年单独设立了医学科学部，并投入16.2亿元，比之前整个生命科学部的总和还多，2011年的投入又大幅增加到32.21亿元。“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国家投入53亿元，地方匹配了200多亿元，不仅吸引了很多国内优秀人才，而且通过“千人计划”和“百人计划”引进了大批海外创新创业型人才。
据统计，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现有科研院所近20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6个，已批准设立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省市达21个，企业研发机构千余家，医药科研单位、高等医药院校和综合大学生命科学院、药学院的专家与学者数以万计，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同时，科技部等部门每年立项研究课题数千个；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已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
这样一组数字让人们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充满期待，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跨国制药企业正利用其在药物品牌、质量和技术上的优势，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新制剂、新工艺、新辅料和新设备几乎全部被外企垄断。原料药市场也在面临挑战，虽然我国原料药出口贸易顺差较大，但均是缺乏原创性的“Me-Too”药物，销售成本增加和利润下滑让原料药企业“腹背受敌”。
国内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大批的优秀人才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世界生物医药产业排名前40位的国家中，中国科研人员最多，投入资金排第4位，而研发综合实力却排到第21位，这说明在研发效率上存在较大问题。
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的生物医药市场在1998年不过2000亿日元，2005年达到6.67万亿日元，占全球生物医药市场的10.7%。究其原因是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幅削减了85个基础研究所的科研基金，加强大学研究机构的独立性和商业运作能力，鼓励技术转让和商业研究，着力于产出应用成果。
“文章论英雄”现象严重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支撑，基础研究往往只针对科学难题、关键技术的突破，应用研究是着力系统工程和工艺技术体系，旨在实现实验室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日本生物医药领域的科技投入中，20%投入基础研究，80%投入新制剂与制剂新技术研发。而我国更多地着力于新化合物、新靶点、新机制的发现，形成了以SCI论文发表为标准的评价模式，一个单位科研能力强不强，就看论文的影响因子高不高，获得国家和地方的奖项多不多，等级高不高；评定科研人员的职称也是如此。这种模式引导科研工作者更侧重于基础研究，虽实现了论文发表量国际第一，但高技术含量的应用成果却寥寥无几。
现代新药研发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系统工程，涉及基础研究领域、工程技术体系、生产加工及市场运作等多个领域，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将导致整个研发的失败。其中，应用开发往往涉及多个专业，同时必须具备技术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以新制剂研究为例，制剂创新涉及三条技术主线，即处方设计与优化、工艺与产品线设计、体内外评价与质量标准。处方研究涉及物理化学、药物化学、材料学等的综合应用；工艺与产品线设计则属于工程学范畴；体内外评价需要综合运用分析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其中，工艺与产品线设计是成果转化的关键，也是基础科研单位的弱项。
同样的处方，不同的厂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有着不同的药效，这说明工程技术也是医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有的跨国企业的靶向药物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效益，但这种药在中国没有任何专利保护，该企业负责人认为，“即便如此，中国也没有能力仿制”。事实上，我国有很多实验室声称已成功研制出外企的此类药物，却没有一家科研单位或企业能够实现产业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高端制剂、新辅料、新设备几乎被跨国公司垄断，它们的研发却很难纳入国家科技立项，也很难获得国家政策的扶持。
我国现行的生物医药科技立项主要为专家决策模式，由专家撰写科研立项建议书提供给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再由相关专家进行课题申报，同时又由相关专家进行立项评审。结题验收时，基本上还是由那些专家评审。现代决策系统规模庞大，包含的信息量猛增，专家决策模式难以全面考虑和综合利用各个信息因素。更重要的是，生物医药工程技术专家，特别是工业药剂学、工业生物技术专家十分匮乏，资源配置上更加强调基础研究，忽视工程技术学科的发展。
制剂工艺有发展空间
新药研发需要“两条腿”支撑，即新化学实体新药研发和药物新剂型与制剂新技术研发。在新化学实体创新药物的创制方面，我国并未达到“新结构类型、新作用靶点”的高度，所以“重磅炸弹”药物仍属空白。目前，我国开发的创新药物仍为国际专利未覆盖的“抢仿”新药，或是已有药物经过结构改造和修饰的产品。
由于我国具有研发新药能力的科研团队还很少，企业也无力承担高额成本，因此新药研发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引领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产生规模效益。制剂创新、工艺改进、质量升级，能在短期内带动整个产业的进步，形成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是当前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突破口与增长点。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应走创新化合物与创新制剂，特别是新型递送系统开发并重的道路。
制剂工艺的巨大市场也并非“处女地”，2008年欧、美、日等医药强国的新释药剂型销售收入已达整个世界医药市场的40%，且仍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近年来，我国医药企业也在逐步掀起“制剂化”转型高潮，一批医药企业已经开始着力“从原料药到制剂”的业务转型，并努力尝试抢占高端制剂市场。目前，我国制剂工艺研究才起步，在认识上尚不成熟。我国已批准了3个两性霉素B的脂质体，但却都没能制成脂质体制剂。另一方面，因为一些科研机构将生物可降解材料制得的纳米载体与非生物可降解材料制成的纳米粒混为一谈，把后者的生物毒副作用推广到前者，给纳米脂质体带来了生物毒性大的“恶名”，严重影响了纳米脂质体的发展应用。而脂质体是国际前沿新剂型的代表，可以实现药物的靶向和可控释放，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生物医药的发展应注重药物研究的系统工程配套与产品转化体系构建，形成新药研发从实验室研究到中试放大、产业化“一条龙”的完整体系。欧美国家的新药研发以企业为主体，大学科研机构只完成前期研究工作，然后将“青苗”转移到企业去继续培育。因为企业内部有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软硬件配套的转化平台，具备有效实施技术转化的能力。
新型经济体国家向新药研发领域的大规模深度渗透，已改变了由发达国家垄断高端药物市场的局面，我国现阶段需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和工程技术体系，实现各学科的资源合理分配，提高核心竞争力，才有望占据国际医药市场的制高点。（生物谷Bio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