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来看，我国医药行业从研发到产业化，其间环节的衔接并不流畅。如果从求解的角度考虑，建立医药创新体系，建立“产学研”联盟，是业内很多资深人士的意见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能够培养一批具有先进研发项目管理能力的高级人才，二来能建立完善的新药研发投资体系。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孔震宇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是将科研人才、技术、信息、资金、机制等要素，以最有效、最集约的方式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让人才、科研、技术、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财富，转化为企业领先行业的过程。
道理没错，但对于技术日新月异、分秒必争的抗癌药研发市场来说，企业缺少的永远是时间。建立“产学研”联盟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帮助自不必说，但所需的长周期却也不是一些企业能承受得了的。
企业内部科研比重不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曾提出“我国新药创新体系三年基本形成”，但目前“产学研”结合严重脱节、企业缺乏研发项目管理能力、新药研发投资体系不健全的种种现实情况，让华诺通（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峰觉得，要完成这项创新体系形成的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整个医药市场中，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国有经济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形式本身不等于公有制，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孔震宇认为，国有经济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主要是公共产品、自然垄断、投资风险很大的产品和服务，新药研发的投资风险，或许应由国有企业来分担。
“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医药企业理应在新药创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前自主研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医药企业可更多地借助‘产学研’结合模式进行新药创制。”王立峰认为，由于环境、市场、企业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产学研”结合存在严重脱节现象。我国医药研发的主体仍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内部设置科研机构的比重仅为50%。由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科研配套条件和有效的研发平台，大部分企业无法成为新药研发主体。
孔震宇告诉记者，“产学研”有机结合首先要“对接”，可事实上，在“学”和“研”这两部分，开发新产品时往往很少考虑放大生产和产业化的可行性。企业一般通过购买、移植、委托开发、CRO等达成项目合作，很少参与产品研发全程，成果难以从实验室技术顺利转化为工业技术。产品市场转化率低、转化慢，能转化的产品也经常面临市场开拓难题。
“所以，在医药创新市场的建立、培育、完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孔震宇认为，我国医药企业可通过与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建立“产学研”联盟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研发实力。
孔震宇以海正药业的新药开发历程为例分析，海正药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通过买断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的阿霉素实验室成果进行产业化开发，实现了企业“站起来”；与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合作，开发出在国际兽药市场占有率超过40%以上的阿佛菌素，企业从此“富起来”；根据市场需求和战略发展需要，与科研单位联合攻关，实现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他汀类药物的产业化，使企业迅速“强起来”。
期盼开通审批“绿色通道”
目前，国内的新药创制工作中，疫苗是唯一与国际水平接近的，其他领域均有较大差距。在药品研发的重中之重——抗癌药物的研发中，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国外更是有近20年的差距。
据了解，当今全世界抗肿瘤药物的增长率是每年6%~7%，中国从2006年至今连续5年都有超过20%的增幅，然而目前在国际抗癌药市场上，国产抗癌药物却难觅踪迹。其原因在于中国抗癌药物以仿制药为主，难以形成对进口抗癌新药的竞争力。专业人士认为，目前唯一的出路是药企和科研机构联合，以及药企之间合纵连横扩大规模。
某行业协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国内虽然病例众多，开展临床试验比较容易，但绝大多数药企还停留在“Metoo”的纯仿制药阶段，不敢触碰“MeBetter”的领域。“审评实在是太慢了，巨大的时间成本让企业望而却步。”
新药的审评速度过慢，也是让研发人员头疼的问题之一。“和国外同期开展的研发项目，现在对方已经上市，而我们才刚开始临床试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丁健此前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审评人数与国外差距过大，导致国内目前没有任何办法和外国药企抗衡。唯一的出路是药企和科研机构联合，以及药企之间兼并扩大规模。“以目前国内药企的规模来看，耗资十几亿美元做新药不可能。”
“从科研到临床需要的时间太久了，审批过程中，应该开放一条或多条‘绿色通道’，让企业研发的新药第一时间投放到市场。”孔震宇说出了众多企业的心声。（生物谷Bio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