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中国的药明康德新药开发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收盘于39.35美金，几乎是其三个月前首日收盘价的两倍。 这家中国最大的医药和生物技术的研发外包服务提供商获得的业绩对于这家有七年历史的企业和整个医药研究外包行业（ContractResearchOrganization，CRO）的未来是一个很好的预兆。“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故事”，药明康德的早期投资人，富达亚洲风险投资（FidelityAsianVentures）的合伙人陈立实说道，“我们对公司以及中国研究外包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的确，行业专家认为由于这些医药公司对控制成本所作的努力，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印度，将发展成为强劲的CRO市场。“制药公司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美国保诺公司（BioDuro）负责商业发展与协作管理的副总裁史蒂文•M•哈勤斯（StevenM.Hutchins）说，“他们在寻找降低开发新药品成本的各种方法。”保诺是一家全球性的生命科学外包服务公司。 自20世纪70年代起，制药业就开始外包研发的流程，研发外包也逐渐涵盖了产业的所有领域，从新药开发直至后期营销等方方面面。而新药开发的周期在近年也有所延长。另外，英国一家叫做“商业观察”（BusinessInsights）的市场调研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比起制药公司自行开发和实验，研究外包机构进行临床实验将节省30%的时间。 一个迅速成长的市场 根据“商业观察”的报告，2006年研究外包机构的全球市场约为140亿美金，而在2010年有望达到240亿美金。“将医药研发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的合作研究机构以及小型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这一现象正引起极大关注，并将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持续升温。”哈勤斯说。 除了外包服务能节省成本以外，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步伐，复杂的药品审批程序，以及众多专利权的到期，都在为全球研究外包机构的成长注入动力。“我认为所有大型制药公司都在寻找外包。”英国的生物制药公司UCBCelltech负责研发的副总裁理查德•皮瑟（RichardPithe）博士如是认为。 皮瑟最近刚刚结束了首次印度和中国之行，他此行意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将抗生药物研发的至少部分环节进行外包。他说：“大型制药公司目前正在调整其运营流程，并试图将新药研发的部分程序外包，以突破其所面临的瓶颈。”富达亚洲的陈立实认为“目前合作研究机构市场依然十分分散”，但他对这个领域的投资前景十分乐观：“我认为在今后几年，中国的医药研究外包市场将会出现20%到30%的增长，并且有足够的投资机会。” 来自印度的竞争 但是在这一领域，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印度的有力竞争。 根据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机构的临床实验网站（www.clinicaltrials.gov）截止到今年6月初的数据，中国大陆现有275个进行中的实验项目，只比印度多5个。而台湾虽然在人口上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却拥有532个进行中的临床实验项目。日本以328这个数字紧随其后。 然而，中印两国在全球研究外包市场中都只占一小块份额。根据印度的两家研究机构ValueNotes和Knowgenix今年4月联合发布的报告，印度的医药研究外包的总收入为年均7500万美金，而另外的数据显示，印度在全球临床实验项目中只占到约1.5%的份额。国际业内人士相信中国目前的市场价值比印度更小。 两个国家各有各的优势。陈立实认为：“比照印度，中国有其优势，比如劳动力成本更低、基础设施更完善、研究材料更易于获得。”他强调中国也在努力保护知识产权。 而在印度，英语更为普及，并且比它的竞争对手更鼓励创新。印度销量最大的制药公司兰伯西实验室（RanbaxyLaboratories）和瑞迪博士实验室（Dr.Reddy’sLaboratories）已经创建了成熟的医药业品牌，并使印度的CRO产业受益匪浅。 “中国目前在研发领域面临的挑战是因为西药的研发并不是基于中药或者仿制药的基础，而且印度已经有许多制药公司正在自行研究大分子或者小分子的制剂，”保诺的哈勤斯说，“这正是许多国际公司更愿意在印度而不是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原因。” 但他也提到，中国现在已有一些综合性CRO机构开始为其合作方提供新药研究和开发服务，他相信这将促进行业进一步发展。 而在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主任芮国忠看来，印度的最大优势也许是其政府的支持。“印度政府在扶持其研究外包产业上表现积极”，并指出印度政府从过去几年印度IT外包行业的迅速发展中学到了经验。 为扶持合作医药研究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宣布对本行业免征服务税。同时，政府出资对临床研究机构的软件以及硬件进行升级。今年4月，印度联合健康部（UnionHealthMinistryofIndia）组建了国家临床研究机构委员会（NationalCouncilforClinicalEstablishments），用来制定临床研究机构最低标准和进行周期审核。这个委员会的职责也包括将临床研究机构进行分类编排，维护和更新全国的机构注册。 “但在中国，目前还没有鼓励合作研究机构发展的持续性国家政策。”芮说道，“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只是从商业的角度看到合作研究机构的迅速发展，却不曾思考该如何利用其带动整个制药业的发展。” “中国的科学家应该通过合作研究机构，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学习提高自身的管理和创新能力。但很遗憾，甚至没有多少人看到了这个机会。如果中国的合作研究机构只是满足于为全球买家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那么这将无益于中国制药业自身的发展。”芮国忠说。 中国目前约有400家合作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且大部分规模很小。“全面集成服务将是中国和印度合作药物研究产业的未来”，哈勤斯说，“将来只擅长一种服务比如化学制剂是不够的，你必须能提供包括化学制剂、生物制剂、药代动力学、毒理学、以及临床实验在内的一整套的综合性服务。” CRO联盟 然而，有些问题并没有被行业内人士所忽视。 今年6月，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联友制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华大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三家合作研究机构，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了自己的合作研究服务同盟，希望在药物研究和开发领域形成优势互补。 不过，这个合作研究联盟成立后两周，就传来了桑迪亚医药与上海联友制药合并的消息。这两家公司将成为桑迪亚医药技术公司的当前拥有者——总部设在英属维京群岛的控股公司桑迪亚投资集团的子公司。桑迪亚营运总监唐明透露，公司仍有可能继续收购其他合作研究机构，以加速业务发展和降低招聘成本。 在北京，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ABO）最近宣布，今年其来自研究外包机构服务的收入预计将达到4000万美金，几乎较06年翻了一翻。 ABO于2005年由北京医药和生物科技中心建立，整合了包括北京诺赛基因组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以及国家药物安全评测中心在内的16家领先的生物科技外包服务商，以提供从新药研发、临床前研究、临床实验到登记和签约生产的“一站式合作研究服务”。 ABO的成员主要通过品牌共享和营销协作与诺华（Novartis）、阿斯利康（AstraZeneca）、默克（Merck）、以及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Squibb）等全球制药行业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后几年，北京市政府将在促进制药和生物制药研发外包服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北京科委的官员刘春晖在10月20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政府将着力解决合作研究机构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并努力帮助他们达到国际标准。” 一个迅速发展的实例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WuXiPharmaTech）的迅速成长正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实例。 药明康德由留学归来的李革博士于2000年末创立，此后迅速扩大成为亚洲最大的研究外包机构，其两个研发中心分别设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其GMP规范生产基地则位于上海金山区。 今年9月份，药明康德在苏州的GLP规范实验中心开始动工，到2009年兴建完成时，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药品安全测评中心。 通过为全球制药和生物制药公司提供组合、药物、合成化学制剂，以及生产制造等多样化的外包服务，药明康德的客户涵盖了80家药品开发领军企业，包括全球大部分最大规模的制药公司。它最大的客户包括全球最大的制药商辉瑞公司（PfizerInc），以及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默克公司（Merck&Co），来自这两家公司的合约占到了其去年盈利的29%。 10月18日，药明康德入选德勤2007年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企业（DeloitteTechnologyFast50China2007），在这项由德勤全球（DeloitteToucheTohmatsu）主持的评选活动中，该公司已是连续第三年获此殊荣了。此年度奖项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科技、媒体、和电信企业，根据其在过去三年当中的平均利润增长率进行评选。药明康德的年收入从2005年的3380万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990万美元；总利润从2005年的1830万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3430万美元。而在那之前两周，药明康德被“IPO之家”（IPOHome）——一家全球领先的首次公开募股信息研究机构在第三季度评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最佳表现五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