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结束的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从医多年的董协良怒揭黑幕，再次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
一件医疗器械从出厂后直至被患者使用，身价也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其中的巨额差价因何而来？这么大的差价又去了哪里？
一位从事多年医药代表的业内人士揭开了这条暴利的链条。
说法
北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一位教授表示，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医疗体制问题。
从本质上说，医院应该是非营利性的机构，而不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机构。但是目前，国家对于医院投入不足，从而导致医院要自己养活自己。
另一方面，医生付出的辛苦没有在工资上得到体现，医生工作强度很大、风险很高，但是实际工资却不高，导致医生通过其他手段去得到利益，而最终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患者。
国家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出台相关的法规或制度，让医院对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的招标使用更透明，监督医院中相关领导和部门的权力，如此才能解决药品和器械因为中间利益的驱使，在大幅涨价后再被患者使用的局面。
灰色地带
“得接医生孩子放学”
早上8点，朱宏（化名）准时出现在一家三甲医院的门前，他和熟识的医生打着招呼。下午3点半，朱宏也准时走出医院大门“下班”，灵活的上班时间让他的很多朋友心生羡慕。朱宏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一所小学，在门前等着学校放学，“我得接医生孩子放学啊，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把医生伺候好了，他就不用我们家的产品，不买产品我就不能完成工作量，这样我的工资就少得可怜。”朱宏连珠炮似地说出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朱宏这种“规律”的工作时间，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四年前，朱宏毕业于一所医科学校，来到北京后，成了一名医药代表。学了七年医学的朱宏时常后悔自己的选择，“我现在也没想明白，我怎么就没当医生，而成了医药代表了呢。”毕业前，朱宏常能听到某些师哥师姐在“药代”圈子里混得如何了得的故事。“这可能也是我进入这行的理由，和他们相比，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他们那时候能吃到大鱼大肉，我们现在能喝到粥就不错了。”
最初，朱宏是一家为国内药企做销售的公司的医药代表。一年前，他从公司跳到了一家为医疗器械企业做销售的公司，工作依旧是医药代表。“药品的价格控制得很厉害，这里面的利益空间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而医疗器械的价格目前还没有被控制，可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大。”朱宏说，一家医院想进药品是要进行公开的招标、定价的环节，而在医疗器械的采购中，没有公开的招标和定价。“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这样，用谁家的产品，那就是管事的人一句话的事儿。”
“作为医药代表，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拿下说了算的领导和医生。”朱宏说，医药代表本来是负责咨询答疑公司的产品的，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如今的医药代表主要负责开发临床业务，也就是尽量结交医生，让医生利用手中的处方权多开自己公司的药品，然后负责给医生分发“回扣”。
“药企与医生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朱宏把记者的话重复了一遍，沉思一会抬头说，“灰色的。”
